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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层跨越者如何与自己的家人相处？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4年04月30日 12:27

底层逆袭有多难？一句令人心酸的“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实际上已经是不错的状态，更多的人失败于奋斗的路上。阶层跨越也不是结束，阶层跨越者如何与自己原先所处的阶层相处，同样是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

2018年6月，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多数工业化国家的贫困底层民众实现阶层跨越的难度都极大。在32个国家中，贫穷家庭后代需要经历5代人（即150年）才能达到所在国家的平均收入。最严重的哥伦比亚需要11代人，巴西和南非需要9代人，即使是一向以公平著称的北欧国家，也需要2~3代人，法国和德国则需要6代人，也就是180年。

喜欢抗议的法国人，一向认为法国是社会阶级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而受教育程度又会反过来影响个人将来所处的社会阶层，增加逆袭难度。

法国作家阿德里安·纳塞利在《逆袭：16个法国家庭的案例》一书中书写了阶层跨越的案例，也书写了那些不易与失败，更书写了阶层跨越者的家人——这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群体。

纳塞利在巴黎高师的学妹、社会学博士吕斯·普劳特豪斯在巴黎高师毕业生典礼上曾这样致辞：

“我的妈妈是一名清洁工，我的爸爸是一名面包师。我成长在南锡郊区的一处贫民区里……巴黎高师中仅有3%的学生父母之一是工人……当你来自底层社会，而你又有幸一路走到了这里，你会感到自己与周围格格不入。那些阶层之间的壁垒、同学们特有的氛围、平常的谈资、说话的方式、聊天的内容、举止穿着，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感知力和行为习惯，所有这些差异都让你感觉到自己不属于这里。”

更让人感慨的是，吕斯·普劳特豪斯致辞时，她的妈妈和妹妹就坐在台下。但出席毕业典礼的她们，听不懂校长在说什么，也不太理解吕斯·普劳特豪斯致辞的含义。它让纳塞利思考：一个阶层跨越者如何与自己的家人相处？

底层逆袭难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整体问题。当父母受困于各种匮乏与不公时，他们不仅无法为孩子提供稳定的经济条件和求学氛围，甚至还会产生各种暴力，将自身与孩子一起推向深渊。无数底层家庭之所以一代代在泥潭中打转，正是因为这样的恶性循环。但反过来说，孩子能够实现逆袭，家庭往往在困窘和夹缝中为其提供了养分。

《逆袭》的作者阿德里安·纳塞利是幸运的逆袭者，仅仅通过一代人的时间，他就实现了阶层跨越。父亲是公交车司机、母亲是秘书的他，在经历过高等教育后，成为独立记者和作家。生活在两个阶层间的经历，使得纳塞利试图去寻找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比如出身贫寒的学者、法官、记者和作家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作家迪迪埃·埃里蓬等。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生态，有些是移民，有些是所谓的“外省人”。

但纳塞利的寻找并不是媒体惯常操作的模式，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媒体最在意的“个人逆袭故事”，也没有将《逆袭》写成一本“阶层跨越指南”式的成功学著作。他希望寻找逆袭者的父母，了解这些父母为了孩子牺牲了什么，而在孩子实现阶层跨越之后，对家庭关系又有何影响。

法国寒门子弟所面对的人生与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多不同。他们的父母受限于财力和能力，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支撑和引导；从观念上来说，他们也无法提供足够支持，因为在其身处的阶层，更容易产生“读书无用”的思维，希望孩子早点出来工作。“看待事物时总是非黑即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清楚教育体制里的弯弯绕绕”，当然也不可能对孩子进行更好的升学和就业指导。他们要想延续学业，必须自己了解各种升学路径，还要为了学费而长时间打工。他们没有课余时间，没有课外读物和假期旅行。除了成绩，他们无法拿出像样的才艺和爱好。

寒门子弟还要面对的一个困境，是那些“冒牌寒门子弟”会出来抢占他们原本就非常稀少的资源。比如寒门子弟凭借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原本是值得宣扬的故事。这种针对性的宣扬可以让社会各界对寒门子弟更为关注，继而有可能带来政策和资源等方面的倾斜，也可以让同阶层的其他人得到鼓励。但这个话语权空间往往被“冒牌货”抢占，不少案例都有矫饰成分。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个例子，他时常强调自己的外省身份，并强调自己的外婆是教师，但却不提她的校长头衔，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医生父母。在法国社会，强调自己白手起家的人很多，但他们的父母往往是公职人员或是医生。

真正的寒门子弟，还比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多出一个任务：如何与自己的父母相处。无论是成长期的相处，还是在实现阶层跨越之后的相处，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正如书中所言：

“非社会阶层跨越者很难理解我们这类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我们渴望社会阶层的上升，又害怕因此羞辱了我们的父母；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别人看不起他们，愤怒地为他们辩护，不容许任何人‘贬低’他们。”

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妮·埃尔诺就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坦言在这些问题上，“父母与我之间总是笼罩着一种谁也不愿意打破的沉默。”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阶层跨越者们心中的偶像人物，“不仅她的文学作品广受喜爱，而且她的承诺和慷慨也向世人证明，在社会金字塔上向上攀登的人不一定会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怪物。”

她曾在《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两本书中，展示“父母说话的方式、吃饭的习惯、喜好和性情”，同时又努力做到“不激起读者的怜悯、鄙视或耻笑”。

纳塞利曾将《逆袭》的初稿发给安妮·埃尔诺，对方指出了稿子中的巨大缺陷：受访者可能没有告诉纳塞利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就连纳塞利自己的父母也没有。他们不安地和纳塞利玩了一场叫作“采访”的游戏，在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长吁一声，感叹终于可以结束了。

事实上，在这类采访中常有套路式回答，父母总会说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将之归于孩子的天赋，说起教育方式，就是“我们都是顺其自然”。

但无论是法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寒门子弟仅仅依靠天赋实现阶层跨越，顶多只是某些特定时代的部分案例，可遇不可求。

纳塞利在采访中发现，即使是寒门，阶层跨越者的家庭仍有某种肥沃土壤可供依靠，成功并没有偶然。在递进式的阶层跃升中，每一代人的努力都不能忽视。比如书中就有一位受访者坦言，自己的父母虽然只是出租车司机，但相比身为农民的祖父母，已经实现了阶层跨越，正是父母的阶层跨越，给了自己进一步跨越的基础。

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沃在回顾自己的阶层跨越时，也借用另一位社会学家保罗·帕斯夸利的观点，将自己的父母比喻为“阶层跨越的盟友”。她还坦言：“一个人是无法独自跨越社会阶层的。”

但阶层跨越者在完成跨越后，就已经与自己的“盟友”产生了距离，与自己的家人和旧时朋友出现价值观的极大差异。因为要想实现阶层跨越，就必须接受新阶层的特有逻辑。

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完成阶层跨越后，还保持着旧阶层的思维模式——如果是这样，他们也不可能实现跨越。社会学家朱勒·诺德特在《进入精英阶层》中就写道：

“如果出身平民阶层的人想要捍卫他们的原始阶层利益，那么对现有的精英们来说，让他们进入自己的阶层将是非常‘危险’的。为了维护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上层社会的精英们要求阶层跨越者们改变自己，并尽可能地模仿上层社会的特征……社会向上流动当然会影响上层阶级的组成，但不足以将其消灭。”

因为在太多事情上确实无法沟通，有人开始与父母渐行渐远，甚至嫌弃父母，双方的误解和恨意也因之加深。即使子女以金钱方式回馈父母，也很难消除隔膜。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阶层跨越者邀请父母参加新阶层的活动，以期建立更良好的沟通与理解时，对于父母来说却往往是一种巨大折磨，会陷入一种“巴不得立刻离开这场合，又不愿意给孩子丢面子”的尴尬。

有人会武断地将这种隔膜定义为“忘本”，但“忘本”是指品行层面，价值观差异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纳塞利认为，此时最关键的是和解。

值得一提的是，纳塞利在书中也试图从有限样本中寻找一些逆袭者自身和家庭的经验。比如家庭氛围的相对和谐，对孩子的鼓励，对兴趣的培养等，还有逆袭者自身从不骄傲自满，甘愿为学业牺牲时间，对阅读的兴趣等等。

但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远远算不上“成功秘笈”，因为这样做的底层家庭并不会是少数，但成功者的比例仍然很低。对于个体而言，实现阶层跨越，运气因素或许更为关键。大多数底层仍然因为无法向上流动，置身于焦虑、悲观甚至绝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