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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料 | 浙江10万“鸭子军队”出征,30 年治蝗往事重现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0年02月27日 11:13

文 | 牛耕

编辑 | 苏建勋

10万只绍兴鸭摇摇晃晃、三五成群地拥在一起,它们喜群居、体形肥大、觅食能力强,一只鸭子一天可以吃 200 多只蝗虫,所到之处连蝗蛹都不会放过——它们是蝗虫最优秀的猎捕者。

2月27日,据《宁波晚报》报道,由于蝗灾威胁巴基斯坦,受巴方所托,浙江派出10万只“鸭子军队”代国出征,奔赴巴基斯坦灭蝗,这一事件随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而在浩浩荡荡的鸭群背后,是中国从蝗灾重区到治蝗大国的一段逆袭往事。

在历史上,中国曾饱受蝗灾之苦,有“唐太宗吞蝗”安天下的典故。但短短数十年里,中国就转变为治蝗大国。2000年8月,新疆特大蝗灾仅持续了3个月就被消灭,背后是70万只鸡鸭和椋鸟的调度。2017年,山东蝗灾仅持续数周,而俄罗斯却蝗灾失控,一时有“中国人吃灭蝗灾”的戏言。

如今,历史又在全球多地重演。

2020年开年,数亿只蝗虫就袭击了东非,规模达到25年来罕见。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完全瘫痪,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称,这已经造成当地粮食短缺,有200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

肆虐非洲后,这些蝗虫还飞跃红海和阿拉伯海,进入欧洲和亚洲西南部。巴基斯坦在非洲和伊朗蝗虫的双重打击下,全国40%农作物遭殃。印度也受灾数十万公顷。

“蝗虫群所到之处,玫瑰色的蝗虫把树干都染红了”,美联社这样形容说。

现在,蝗灾在印度已基本控制住。但印度政府仍预警称,今年6月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蝗灾。其原因在于这种蝗虫繁殖迅速,部分蝗虫已经产卵孵化。据《国家地理》报道,蝗灾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尚未到来,6月的蝗虫数量可能是现在的400倍。亦不乏这种蝗虫飞跃青藏高原屏障,进入中国云南的可能。

不过,经历了 30 年前的治蝗翻身仗,中国对防治蝗灾更显得胸有成竹,这要归功于治蝗英雄们不为人知的往事。他们为今日中国做出的贡献,可不亚于名满天下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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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蝗正规军诞生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路19号院,如今紧邻国家会议中心,这里诞生了中国灭蝗第一批功臣。

1951年,建国后最大的蝗灾,洪泽湖和微山湖蝗灾爆发。马世骏被征调回国,筹备中科院昆虫研究所,也是后来动物研究所的前身。陈永林、郭郛等人也被调到北京,充当副手。

说起马世骏,一生精彩可能不亚于小说:他参加过学运、当过北漂、办过砖厂、调查过细菌战,毕业于北大农学院生物学系后,又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并在归国时遭到美国移民局阻碍。

面对特大蝗灾,周总理亲自挂帅,成为国家治蝗总指挥,赌注全压在了马世骏的研究所上。

但当时中国治蝗几乎零起步,经验全靠老祖宗口耳相传。马世骏坐镇研究生,陈永林奔赴洪泽湖,中国消灭东亚飞蝗的起点,就从北京动物园的一间简易房、洪泽湖畔的一间牛棚开始了。

1953年,完成筹备工作的马世骏也来到洪泽湖一线。他的首要工作是摸清蝗区的成因、变迁,找到根治蝗灾的方法。为此,他要像达尔文观察雀鸟一样,实地考察野外蝗虫。

然而当时刚建国不久,洪泽湖的湖匪还没有清缴干净。据《飞蝗物语》记载,马世骏、陈永林等人,就在警察保护下乘坐大篷船,在淤泥滩寻找早期飞蝗痕迹。有时碰上水流湍急,船几乎要装上闸板,喝混入牛粪的水得了疟疾也时有发生。次年,一行人又转战微山湖。马世骏靠笔记积累起了中国最早的经验。

此前人们已经知道,蝗虫伴水而生。东非蝗灾就起源于2018年一场大雨。但中国人又相信,“下雨能淹死蝗卵”。对蝗卵能否跨年也众说纷纭。马世骏发现,东亚飞蝗的卵不同于国外物种,全年无休眠,孵化速度取决于降水和温度。因此如果在冬季,蝗卵可能存活数月,在春天爆发;夏季孵化的蝗卵则会当场淹死,难以成灾。

根据这些研究,马世骏提出了预防蝗灾的方法,“防治结合”,取代了此前“只杀不治”的化学+机械式杀灭思路。

有了初步经验,在1952年底,济南全国治蝗座谈会召开。会上明确提出,此前动员人民挖蝗卵的方法是劳民伤财,无助于减少受灾面积。此后的思路从人工捕杀,变成防重于治和药剂为主,中国治蝗进入第二阶段。

治蝗鸟枪换炮

伴随学术研究进步的,是中国治蝗国力的发展。在手动捕杀时期,政府只能拨几百万斤粮食支持;灭蝗药登场后人民换上了“机械化”设备;在治蝗第二阶段末期,人们甚至有了飞机。

在中国肆虐的蝗灾主要是东亚飞蝗。它们个头虽小,但能连飞数十小时,受灾面积广阔。同时它们繁衍能力强,一年能繁衍两代,分为夏蝗和秋蝗。中国志书里“田禾俱尽”、“蝗飞蔽天”、“人相食”的记载几乎从不断绝。

直到建国以前,人们都没有成体系的灭蝗方法。冯小刚电影《1942》就描述了那一年河北的蝗灾:大旱后蝗虫蔽日,粮食遭殃,河北全省1200万人受灾,1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300万人逃离河南。电影里张国立无奈地说,“千万不要托生到这儿了”,面对蝗灾只有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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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2年,改天换地,政府已经能动员人民力量灭蝗。但当时措施以人工捕打为主,贯彻六字方针“打早、打小、打了”。凡是一地发生蝗灾,责任落实到当地政府,由县政府赔偿损失,力图在蝗卵孵化或成虫前在本地消灭。

据《飞蝗物语》记载,有的县甚至出动12万人,相当于全县四分之一人口,浩浩荡荡去挖蝗卵。挖不及时的,蝗卵就孵化成蝗蝻。人们会围城包围圈,将蝗虫困在小范围,然后拍打或火烧。伴随着甘草,蝗虫噼啪作响烫得发焦,成为零食也是当时人的回忆。

然而决心虽大,这种人工捕杀效果并不好。蝗虫在一地扑杀不尽,密度大则起飞迁徙,造成更大范围受灾。在洪泽湖地区,有的农民家里供奉的祖宗牌位都被蝗虫咬坏,灭蝗人脱下小褂放在田头,回来的时候衣服被啃食干净,只剩下了衣领。

灭蝗手段的第一次升级,在于“六六粉”(六氯环己烷)杀虫剂的大范围使用。政府最初只能拨掉几千斤药粉,配上几十架喷粉器,被农民羡称“机械化”武装。后来地方政府开始自制喷雾器,出借给农民,农民则用六六粉或自制的苦楝树皮粉末灭蝗。

但在动辄上百亩的蝗灾面前,这些小规模机械化仍捉襟见肘。真正扭转地方局势的是飞机引进。

1951年6月,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小范围引进飞机灭蝗。这些飞机由苏联安二型改装,一次能携带一吨药粉,两天能喷洒2000多亩地,相当于14000人的捕杀成果。飞机所到处,蝗虫扑蹬几下腿就死掉了,几无漏网可能。

飞机灭蝗天降神兵,成为当时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据《飞蝗物语》记载,周总理还亲自打电话了解情况,并嘱咐“治蝗不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新华日报》则引述飞行员的话说:“我想到国民党的空军是怎样装上炸弹向人民头上扔,现在又用飞机去灭蝗虫,这是多么明显的一个对照啊!”

在几天内,飞机便灭蝗9552亩,灭蝗比例80%。这极大鼓舞了灾区人民。飞行员陈映有时在村中吃饭,发现背后有小女孩摸他的手,怯生生问他:“你是毛主席的飞机师吧?”有时他下河洗澡,上岸则发现衣服被村民偷偷洗了。

到1959年,飞机灭蝗逐渐转为常规化,直到今天仍是灭蝗主要手段。这次东非和亚洲蝗灾,印度亦出动了飞机和无人机抢救灾区。

但堵不如疏,能否在根源上消灭蝗灾?有时多年无事,有时蝗灾突起,原因为何?这里仍缺少一块拼图,是治蝗从“术”到“道”上的飞跃,需要马世骏他们去寻找。

治蝗先治水,灭蝗先强国

1959年5月,《人民日报》发文《为根除蝗害而战》,向蝗灾吹起新的号角。中国治蝗也进入第三阶段,从治转防。这是一场国力之战,非大国不可为。

其理论基础归功于动物所的研究。自1958年起,马世骏团队开始将降水量、温度、晴雨日数和虫口基数总结成经验,探寻蝗灾的源头。他归纳发现,中国可分为四大蝗区:滨海、沿海、内涝、河泛,而它们都与水直接相关。

他发现,河流改道和水涝,导致农民对土地失去控制,是蝗灾发生的基本原因。“碰上大雨就淹,水退无雨就旱”,农民疏于耕植,只能任凭蝗灾发展。在历史上,特大蝗灾亦紧接大旱、大雨、欠收而来,背后原因终于揭晓。

由此,马世骏向上级提出:治蝗先治水。要根治地区蝗灾,就要在生态学上改造,消灭蝗虫的生存环境。例如消灭洪泽湖蝗区,根源其实在治淮工程。改造后的洪泽湖可以调节水位,有计划地淹没蝗卵,就再无大蝗灾发生。

而一旦有了国力去大兴水利,改善地貌,治蝗甚至还有新的思路:建设林地、蓄水养殖业,能为蝗虫引来天敌,在卵的阶段消灭蝗灾。

即使不适合改造地貌,也能征调鸡鸭大军灭蝗。1952年江苏宿迁蝗灾,就以当地3万只鸡去啄食殆尽。2000年新疆蝗灾,则异地从浙江征调了10万只鸭子奔赴现场,蝗灾当年即消灭。这也是最近中国国际电视台说“10万‘鸭军’,严阵以待!“的背后底气。

在”治蝗先治水“提出后的八年里,洪泽湖蝗区面积缩减到40%,治蝗人力缩减到9%。到了1976年,洪泽湖作为历史上最泛滥的蝗区,已经不需要主动治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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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今貌

1978年,在马世骏归国将近40年后,他和动物研究所的成果“改治结合、根除蝗害”获得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这40年里,他奔波各地会议上从未断绝。

1991年5月30日,马世骏在一场车祸中与世长辞。全球发来270份吊唁,800多人出席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国主要报纸报道了这位大师的离去。《工人日报》写道,如今提起蝗灾,青年漠不知情,老年人却会想起飞蝗蔽日、饿殍枕道的惨状。其中两代人的转变,就要归功于马世骏。

在马世骏的骨灰安置仪式上,一只蝗虫迟迟无法赶走,最终一同被埋入墓穴。到场人员说,飞蝗素有“神虫”之称,因为百姓无力对抗,只能认为天降灾祸。但他们改变了这一切,肆虐中国千年的“神虫”,最终被这批治蝗英雄们降伏了。

参考资料:《飞蝗物语》,陈应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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