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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摆摊、跟风赶集:谁在浪漫化劳动?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3年05月12日 20:2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播客 (ID:thethinkerFM),整理:卓睿,嘉宾:钟淑如(人类学者、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原文标题:《口头摆摊、跟风赶集,谁在浪漫化劳动-消费“降级”?》,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上个月,“信睿周报”编辑部集体出击北京春季图书市集,实付实销的获得感让大家感到久违的振奋。同事们揉着酸痛的腰颈,却直呼“摆摊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作为一种相对自由、自主的小本经营模式,摆摊承载了不少“囿于工位、流程与KPI”的打工人诸多浪漫化的想象;举办各种针对年轻摊主和年轻消费者的“网红市集”,也已经成为商圈吸引客流的标准操作。

在我国,大量存在的小农小贩,使得非正规经济场所并未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消退;近几年逐渐被“生活方式化”的小摊经营和市集打卡,也隐含着社会变迁的线索。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走遍全国几百个市集、拥有三个多月摆摊经验的人类学者钟淑如老师“现身说法”,她在为我们破除摆摊滤镜的同时,也为如何从平淡日常中汲取更为丰富的体验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在菜市场调研的钟淑如

一、早起、腰酸、杀时间:摆摊人的三座大山

周发发: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山大学的钟淑如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摆摊和赶集。从今年开始我观察到了两种非常明显的趋势:一是年轻人对市集的热情非常高涨,不管是前些日子去城市郊区“赶大集”的热潮,还是现在很多商圈会举办更年轻化的市集,门票基本上也是一放出来就售罄了。

另外一个趋势是如今打工人好像一言不合就想去摆摊,网络上有很多类似的梗,说“辛勤工作,底薪5000;随手摆摊,日入1万”。有的人可能仅仅是把摆摊作为一种调侃,表达对自己目前工作状态的不满,有的人会觉得摆摊真的是兼职甚至致富的商机,这些心态其实都跟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钟老师自己不仅去过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和市集,自己也曾经摆过摊。首先能不能请钟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得到摆摊的机会,持续了多长时间?

钟淑如:摆摊有两种,一种是室外的露天市集和路边摊,也就是在城市里的公共空间和空旷场地摆摊;而我是在菜市场里摆摊,属于在室内的固定地点经营。

我当时摆摊是因为要进行一个菜市场的研究,但是很难取得摊贩的信任。我刚进菜市场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来干嘛,也不知道研究是怎么回事,都以为我是搞批发的,要来抢生意。为了和摊贩建立基本的信任,我通过当地的社会关系找到了一个可以接纳我的鱼摊,是卖马鲛鱼的。我在那里工作了大概三个月左右,期间还会去其他的菜摊、猪肉摊。

钟淑如在篆新菜市场

周发发:我很好奇摆摊人的一天大概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现在要拍一条“我当鱼贩的一天”的vlog,您都会选取哪些素材、放哪些片段进去?

钟淑如:摆摊其实只是在台前的一部分工作,还有很多幕后的工作。菜市场是一个早起的行业,因为6点多开始就人流如织了,所以准备工作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摆摊前的部分才是最辛苦的。对鱼贩来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到码头去挑选当天新鲜的渔获。这部分我也参与过:跟着他们去进货,要把当天新鲜的海鲜整理好,再运到菜市场。基本上从凌晨一两点开始,把鱼运到市场的时候已经是六七点,人已经非常累了。

因此,菜市场的工作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一般都是有两个人,比如说夫妻俩,如果丈夫负责去进鱼的话,他把鱼运到市场之后,就把生意交给妻子,妻子负责招揽顾客,中午换一下班,下午再换一下班,相互轮着,才能有休息的时间。这么一天下来,到真正收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

周发发:您在摆摊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件或者经历?比如说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特别辛苦的事情?

钟淑如:摆摊的过程还是很辛苦的。而且对我来说,时间流逝是比较慢的,这不是我适应的生活节奏。首先我要穿防水的衣服,挂在胸前,然后我还要帮忙招揽顾客,有些顾客要抹盐、加冰,这种操作都是我来进行的。切鱼我也试过,但因为切的不好,后来老板就不让我切了。因为切鱼要非常精准,人家说要一斤,一刀下去就要一斤左右,如果你切得不整齐或者缺斤少两是不大行的。

因为平时都是坐着工作,在摊位站着本身就很累,再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整个人就已经非常劳累。晚上回去的话,鱼腥味都是渗透到衣服里边的,基本上很难洗去,如果你自己受不了味的话,后面这些衣服就只能通通不要了。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开心的事情。旁边摊位有一对老夫妻,他们看我在市场里边挺辛苦的,但是也不收钱,虽然他们不大理解,但是非常照顾我。他们会把一些价钱不高但特别新鲜的海鱼,像比目鱼,还有一些小杂鱼,他们会偷偷留下来一些,然后招呼我过去说:“小妹,这是我们给你留的,你拿回去做个汤喝。”这让我感觉特别温暖。而且这些鱼真的特别新鲜、特别好吃。

北京三源里菜市场的鱼摊/周发发 摄‍

二、菜场销冠的秘密:建立信任的技艺

周发发:其实我自己是很少去菜市场买东西的,因为我有一种恐惧,就是老怕被人骗。像我这种没什么经验的人去超市或者线上购物,可以用一个相对较高但标准化的价格,换取一个比较平均化的品质。

但是像市集的话,我就会担心我是不是买贵了、买到的东西会不会不好。我觉得对于摆摊的人来说,他更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和顾客建立起信任关系。那么有经验的摊主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钟淑如:主播其实提到一个挺关键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喜欢逛菜市场?像在大集上逛个热闹、买个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是可以的,它涉及的钱不是很多,而且是一种暂时性的消费。但是买食物这种比较日常的活动就不一样,确实刚到菜市场里是会有一种恐惧的,因为跟摊主之间没有信任,而且对食物的品质不熟悉,自己又不怎么会把握,所以一般都会感觉到手足无措。

但是从摊主视角来讲的话,卖菜一方面要看你自己的货好不好,另外它就是一个关于人的生意,要懂得看人。对摊主来说,想要长期赚钱的话,他不会做一次性的生意,去故意骗或者故意要高价。比如说我作为顾客去菜市场买菜,如果我觉得这次买贵了或买回去品质不好,我就不会再去了。

所以我观察到在菜市场里面生意比较好的摊主,他就是那种比较实在的摊主,他会牺牲短期的利益,在一次的交易当中不会把利益最大化,他要做的是维护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也就是说我可能这次要价不高,但是希望你回来再买,你买了之后觉得我的东西好,然后回来找我,形成这种比较有黏性的顾客关系。

所以菜市场基本是一个小的熟人社会。可能一开始去会比较紧张,多去几次,跟一些固定的摊主的信任关系就会逐渐建立起来。比如说在海南,我知道超过一半的顾客基本上都有自己固定的猪肉供应商,因为猪肉这种商品比较容易出问题,他们基本上都是十几年找同一个人买猪肉,这种信任程度不是其他品类可以比的,是非常深厚的一种关系。

一些很大众的品类,比如蔬菜之类的,可能这种信任关系就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肉类、海鲜买卖中的长期信任关系是比较多的。

三、被浪漫化的摆摊:自由及其代价

周发发:现在很多打工人想去摆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会觉得摆摊比较自由,你是一个摊主,你不需要被公司里这些科层制的规范所束缚,可以随时出摊、佛系看摊,听起来就是一种很自主的经营方式。

但是可能就像很多事情一样,这种自由的代价是你也要应对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最近有一条很火的B站视频,一个UP主说他买了一套烤肠的器具,去摆摊卖淀粉肠,然后他在短短的一个视频里就被城管赶了三四次,我觉得这个比较真实。

可能室内菜市场这种规范经营的场所不太会受到城管的影响,但是像前些日子的“最火”鱼贩高启强,他也是经常会被一些人骚扰,以至于他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很强大的庇护人,帮他规避、管理这些摆摊过程中会遇到的风险。在您的观察中,摊主在摆摊的过程中主要会遇到哪些不确定性,他们是如何管理这些不确定性的?

钟淑如:如果是室外摆摊,不确定性就是城市管理的问题,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当然现在每个城市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上海今年已经明确规定了是可以在分区域、分时段的情况下摆摊的。曾经有一种说法叫“城市复仇主义”,指的就是城市管理者会不断地要求城市空间整齐、规范化,以掌控城市空间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这个时候其实就涉及争夺控制权的问题,这是流动摊贩需要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

室内摆摊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收益的问题。要怎么样做好一门生意,跟你摊位的位置、选品以及经营策略都非常相关。

北京沙河大集上的水果摊/吴了了 摄‍

周发发:我发现我们这些没摆过摊、每天在公司坐班的人好像对摆摊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似乎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小摊贩所经历的生活的认识,都是来自文学作品,比如什么《卖油翁》《卖炭翁》,包括有一篇北大的才女写的文章《卖米》,讲的都是他们如何被上层的人盘剥,被收购商欺压,他们每天的日常的工作也非常辛苦。

到了90年代,社会对于这种个体户、小摊贩的印象也普遍不是很好。有个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家》,他们家的老二就是一个常年没有工作,会穿一个上面写着“小本生意”的T恤,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每天不务正业、没什么正经工作,然后才去下海做生意的人。

但现在的互联网语境下,摆摊渐渐地被浪漫化,甚至被打造成一个收入高、自由、被很多人艳羡的对象。我们对于摆摊的理想化和浪漫化,其实反映了现在年轻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您觉得这种变化背后,有没有隐含着什么社会变迁的线索?

钟淑如:摆摊是不是自由,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我到菜市场做研究的时候,包括我研究路边摊贩的时候,也陪着他们被城管赶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份职业?大部分人给我的第一个答案,就是这份工作很自由。

这个“自由”怎么定义?在我看来,有时候自由是不大成立的。如果你旁观一下他们的工作,或者亲身参与了他们的工作,每天杵在那儿工作超过12个小时,基本上没有节假日,有的人过年就休个一两天,他的劳动强度一点都不低——这种工作能够自由吗?

后来我发现,他们觉得自由的,是对生活节奏的一种掌控感。他们说虽然平时很累,但是想关张的时候就关,有事需要回老家,那我就回老家了,就是这种可以让自己有所掌控的感觉。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工作的话,就会失去这种掌控感,有时候就是为了阿伦特所说的“劳动”:你为了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地进行劳动。

现在也有一个“狗屁工作”的说法,我们进行的很多都是毫无意义的工作,人失去了目的,不知道为什么去做。但至少摆摊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掌握了工作节奏。你可以随时终止,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继续,这让人体会到瞬间的自由。

昨天我偶然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描述这种状态,这也是阿伦特说的:“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是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但是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自由。”

这可能就是摆摊的状态,或者说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把摆摊给浪漫化的原因。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起码我可以切换一种节奏,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不会有人push我,我可以从事一些产生别样意义的事情。

这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年轻人摆的真的是摊吗?或者说他们想要的、想象中的摆摊只是为了赚钱吗?最近有个现象叫“车尾箱集市”,就是很多人把自己车的后备箱用一些彩灯装饰起来,然后去一个聚集的地方,卖一些小饰品、饮料等等。

但是很多人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他们是为了打发时间。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晚上再把车开出去,做这些所谓的“小本生意”,其实为了创造另外一个让自己放松的场景,用这种方式去平衡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个也可以佐证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摆摊是值得尝试的事情:因为它不花什么成本,但是又可以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生活上的可能性。

四、市集的必要性与食物的地方感

周发发:由小摊贩组成的市集,可能被很多人看作一种相对低效率的商业形式。在很多发达国家出现过所谓的“超市革命”:大型的规范化、连锁化的超市让当地的菜市场和小商贩消失得很严重。但是在中国,虽然连锁超市的出现也对菜市场或小商贩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却也并没有让他们完全消失。在您看来,中国社会经济有哪些独特的地方,让这些菜市场和小商贩能够保有一定程度的活力?

钟淑如:超市代表了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只能占据整个食物零售的一部分,它不能完全取代小商贩和菜市场的存在。这取决于整个食物系统的运作方式。因为超市要做大,就要向上把控制权从零售端溯源到生产端、流通端。

比如说美国,它百分之七八十的食品零售都由超市来完成,超市在整个零售链条当中的话语权非常大,比如沃尔玛,因为订单量足够大、门店足够多,它就可以规定谁来直接给它生产。它直接把订单下到农场,让农场来生产,它规定自己要的产品,甚至自己就有很多生产基地,这样把产能和效率最大化,然后把食物的单价降低,这样它才能够造成垄断的局面。

但是在中国,生产端是很零散的。我们是小农居多,有超过2亿的小农户。小农户拥有的地不足100亩,产量比较小,产品也是非标准化、不稳定的,这些产品是不能进入超市渠道的。路边的流动摊贩和菜市场就是销售他们这些产品的很重要的渠道。所以即使电商或者超市发展得很快,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小商贩,这是由我们生产端比较零碎化、碎片化的现状所决定的。

这也造成了菜市场的另一个特点。云南、广东的菜市场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它郊区、村庄里面有这些小农,他们生产的产品都非常的有地域性,都是一些很时令的味道。这些产品不会大范围流通,但是在本地的市场非常有号召力,所以这个就是菜市场的另一个特色,它能够供给季节性、地方性的食品,这就给了它很大的活力,这在其他的一些零售渠道是看不到的。

海口街头的老爸茶摊/周发发 摄‍‍‍

周发发:前些日子我去了海口,我发现他们街边小商铺的生意其实是比北京要好很多的。有时候我随便路过一条街道,哪怕是卖拖鞋、玩具的这些小摊贩的店,都是陆陆续续有顾客来光顾的,这好像在北京很难想象。

感觉北京是已经被线上购物模式所支配的一个城市了,你很难想象说买个拖鞋要下楼自己去买,或者说你走两步路,就能遇到一个卖作业本、卖玩具的商店。在您看来,不同城市的地摊的氛围是不是有所不同,影响不同城市的地摊经济和氛围的因素可能有哪些?

钟淑如:首先主要是城市管理策略的区别。北京是个很特殊的城市,它有一些政策和政府管理思路的原因,所以留给这种小商贩的空间就不多了,而且北京确实有很多科技企业,整个电商经济相对来说会比较发达。但是这跟经济发展水平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说上海的地摊经济就挺发达的,甚至它的市政府会有一些鼓励的措施。这个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城市管理思路的原因。

因此,也不能说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越高、人民生活得越幸福,它就越不需要这种地摊经济,它们反倒可以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因为这种“小修小补”构成了另外一个公共空间,它能给人带来幸福感、体验感。

虽然你很难想象买个拖鞋都要下楼,在网上买拖鞋非常方便,但是如果你某一天下楼,看到有个小店里面,它一下子呈现在你眼前的是几百双不同的拖鞋,一下子就能看得到、摸得着,你还能跟店主聊聊天,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感觉是线上购物不可能达到的。

这在食品上就更加明显,我用网购平台买回来的食物都像拆盲盒一样,其实让我感到非常失望,这和在菜市场闻着它的味道、自己亲手挑选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海口海大夜市/周发发 摄

现在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要“小修小补”回归社区。前几天我还跟我老爸聊,他说在90年代的时候,遍地都是那种擦皮鞋的摊,然后还有补衣服的、修手表的摊,他们都是聚集在菜市场周边的。

现在这些人其实都慢慢被淘汰了,有的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也有的是被城管渐渐地清退了,也因为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在大家倾向于直接换新。其实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要不断刺激消费,要在最少的时间内消费最多的东西,所以“小修小补”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突然出来这个政策其实挺引人深思的,现在一方面也号召节俭,另外一方面“小修小补”确实还是有生存空间的,还是有社会需求的,大家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些东西。所以一定程度上,一个城市是否有足够的活力,要看对人们真正需要的这些小生计是否足够包容。

周发发:您提到了“小修小补”,还是以我比较熟悉的北京来举例子的话,北京真正“有机”生长出来的这些菜市场,其实也是在消亡的。现在更多出现的是一些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网红集市,包括到菜市场里面去弄一些打卡点,在小红书上做一些宣传活动等等。现在的集市好像有一种网红化和“消费升级”的趋势,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钟淑如:首先我不觉得它的消费有升级,它还是依附于我们现在的工业经济,现在年轻人卖的东西中,自己做的自主产品的有多少?很少,基本上还是卖一些从淘宝或者一些小批发市场拿货的商品。整个市场都有一个同质化的趋势,可能一个集市50个摊,有20个都在卖柠檬茶。一开始大家会很新鲜,到后面怎么做差异化发展,真正做成有特色的集市,形成一个可持续引流的地方,其实是挺难的事情。

这就像之前的露营、像很多一闪而过的流行文化一样,它来得有多快,去得就有多快。我去昆明、贵州的时候,也有看到他们在城市的很多空间搞这种集市,里面卖的都是各种小吃。但是你发现,虽然说口号是一下子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你体验过一次两次之后新奇感就不存在了,所以很快就又消失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为什么年轻人会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在面对这种单调、重复的生活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些没那么单调的东西,需要找到一些新奇的亮点来吸引自己。不过对我来说,逛这种网红的市集,还不如真的回归农村,到城乡接合部逛逛原真的大集:它不是靠网红营销打造起来的市集,那里边才能找到一些真正有趣、意想不到的东西,那种体验感跟城市又是不大一样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播客 (ID:thethinkerFM),整理:卓睿,嘉宾:钟淑如(人类学者、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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