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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农业还有前途吗?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3年05月31日 09:3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被动农业

今年,许多地方政府面临一个压力——退林还耕。为此,西部某省会还从100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公园体系中,拿出10万亩土地复垦为耕地。

有市民算了笔账:建公园花了341亿,10万亩水稻一年能赚7700万,要442.8年才能收回公园成本,一度引发争议。

这个现象的确广泛存在。年初在老家(南方中部某省),我就看到村旁一片森林被夷平,几台挖掘机正费力地挖着树根:说是要改成耕地,必须把树根挖出来。

20年前,这里本就是一片良田,当时响应国家环保政策,被拿来“退耕还林”,后租给几位村民种经济林。好不容易长成一片森林,为何又大费周章地“退林还耕”回去?

问下来,原来是村里被派了指标,需新增几十亩耕地。这块地20年租约到期,正好拿来完成指标。

只是多年过去,这块地原本的灌溉渠早已废弃,由于没有水源,复垦为耕地完全不现实。村里只好撒了些种子,先过了卫星遥感这一关再说。

有些地方抓得严,就把压力压给乡、村干部。种地本就不赚钱,加上复垦地一般不宜耕种,农民不愿意,乡村干部只好请农民吃饭、送礼。

或者动用财政补贴,用更多优惠政策流转给大户。这是政治任务,如果还是没人种,一些乡村干部就只好自己下地,被逼成种粮大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日益强调粮食安全、端牢饭碗、耕地红线,并在粮食种植上投入了大量财政。这有助于夯实农业基础,但客观上也加重了中国农业成为高度依赖补贴的“被动产业”。

以我老家为例。2022年,我国稻谷最低收购价为每斤1.24~1.31元(各地略有不同),常年稳定,但种子、化肥、农药、机械、人工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

据抽样调查,本地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约750元。因此村民们无需动员,都倾向将耕地集中流转给种植户承包。对种植户来说,由于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更倾向于种单季稻——一般是再生稻,第一季收割完不用管,秋季可再收两三百斤。

国家权威部门指导,小农家庭作业种植面积为1公顷(约15亩),家庭农场为10公顷(150亩)。算下来,150亩的种植户,收入为112500元,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种,即每人56250元,合月收入4687.5元,相当于进城打工。

收入低,风吹日晒,劳心劳力,农业自然成为财政补贴型产业。算上自身人工,种植堪为保本,补贴就成为主要利润:本地政策,种植50亩以上,每亩补贴100~150元,按最高150元算,150亩合22500元。只是,近两年许多地方财政困难,补贴并不好拿,大户们的积极性迅速下降,所以地租一路从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

这个状况,在东北平原粮食主产区略有不同。东北大米价格更高,近两年,玉米、大豆等作物随国际粮价波动提价,种植户积极性同步大为提升。同时,地方又鼓励合作社种植,与种植大户相竞争,就将地租推升到1600元/亩,约合笔者南方老家的4.5倍。东北的其他成本也更高,比如用工,普通用工150~180元/天,农忙季一些带点技术的工种,比如卷秧盘、补苗等更高达四五百元。

好处在于东北更适合机械化作业、大规模生产,补贴虽然更低一点,乘以规模效应,同样非常重要。

站在国家层面,三农工作,农业为首,毕竟吃饱饭才是大国之基,因此制定三农政策也以农业为核心。“补贴+政治任务”,一层一层压下来,刨除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上国营农场,对许多地方政府和种植户来说,农业多成了被动选项。

再宏大的国家使命,都要落到具体的种植者、基层管理者。对他们,尤其是中小种植户来说,除了被政策和政府推着走,始终还面临着一个灵魂拷问:种地,到底有没有前途?

图源:虎嗅(小雨摄)

二、农业现代化简史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八九十年代,这几乎是中小学生倒背如流的一句话。

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国家历来重视农业现代化。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们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前,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思路是用集体生产取代小农作业。这条路径,虽损伤了农民积极性,但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机械化等角度,对农业初步现代化作用巨大。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生存,在破旧茅草屋内签下契约,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也标志着农业思路的转变。此后四十年,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大致走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80年代,由集体回到小农,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迅速提升,粮食连年丰收,一举完成养活十几亿人口的壮举。

这个阶段,以一产为核心,搞“在地生产”。国家依然限制农民进城,农民进行在地生产;乡镇企业风靡全国,兼具集体和市场优势,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风生水起;农民不离土不离乡,半农半工,纯收入增长速度曾连续五年超过城市居民,乡村相对繁荣。

综合来看,中国80年代发展的焦点在农村、乡镇,农村放宽搞活,城市工商业则在反复的争论、探索中萌芽、成长。8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明确将重心转向城市及国有企业,并退出乡村治理和服务,乡村开始衰落。

第二个阶段,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城市工商业、房地产、互联网相继爆发,城市大繁荣,乡村大衰退。

这个阶段,以二产为核心,农民“离地生产”。农民大量外出打工,乡村空心化;近城或工业化发达地区的耕地被城市工业、房地产大量占据,远离城市的乡村则大量土地抛荒;国家倡导小农退出、土地集中流转,走规模化农业,北方平原地区大力推进机械化,南方水稻产区推行园田化,农业规模化作业初步实现;此外,2004年,国家放开粮食流通,与农业相关的农副食品工业也迅速发展。

“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带动农业”,总体还是一个美好愿望。随着分税制、土地财政、房地产发展、地方政府公司化等现象愈演愈烈,城乡差距、矛盾愈演愈烈,群体事件频出,基层治理压力加大。

农业技术越来越先进,但难以抵消生产关系的破坏。2004年起,国家相继启动农业补贴、取消农业税,到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纠偏“重城轻乡”的路径。

第三阶段,2010年代。制造业产能逐渐饱和、过剩,对农业人口的吸纳力逐渐于2018年达到峰值。第三产业、城乡融合日益成为社会发展共识。

农业同步进入三产化探索阶段。2010年左右,一批设计师、艺术家、媒体人开始反思城市进入乡村,带动了中国民宿业的起步。政府层面,以浙江为代表,从“两山理论”的指引,到万村景区化、百县千碗、区域公共品牌塑造等政府行为,文旅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切入口。

文旅、民宿,也就成为阶段发展的主旋律。此外,房地产主导的田园综合体、养老地产、旅游公寓、特色小镇,社会资本推动的亲子研学、自然教育、现代农庄,互联网带动的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都成为农业三产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有效促进了农民返乡和城市流动,带动了乡村建设。

2017年,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提出,我国的乡村建设事业有了综合引领。但客观来说,地方文旅投入大、收效低,房地产主导的乡村建设也说不上成功,亲子教育、农村电商等,也只是农业现代化的补充。包括民宿,也被证明不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

农业三产化,局部探索成功,收效显著,但总体还不成立。而且偏离了农业核心,一度引发国家大棚房整治、土地红线严控等政策回调。

综上,历史证明,纯粹搞一产、二产或三产化,都有各自的问题,都难以实现农业与乡村的现代化。

那么,农业还能怎么搞?随之进入新的时期。

第四个阶段,2020年左右开始,广大乡村工作者、市场化力量逐步认识到,要赚钱,要发展产业,要振兴乡村,必须走“三产融合”的道路。

何谓三产融合?举一个小例子。民宿并非一个成熟商业模式,原因在于其经济账算不过来:民宿主一般在城市有较好的收入和地位,下乡做民宿后发现,不但收入赶不上在城市做高管、开公司,还要服务别人“受气”,自然觉得不值当;要么只能扩大规模,但超过14间房就进入酒店业范畴,就是另外一种商业逻辑。所以,民宿始终难以实现市场逻辑自洽。

跳出民宿、做三产融合就可以实现突围:比如在民宿周围做一些农业种植,既可以营造田野民宿的差异化,又可以提供有机餐食,衔接亲子或自然教育、搞直播,进而实现从卖房间到卖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结合地方特色发展二产,比如文旅企业隐居乡里在北京延庆山区,将本地卖不出价钱的山楂做成土法山楂汁,一瓶48元,大受住户欢迎,口碑传播后成为小众爆品,还带动了村民增收。

如此,一二三产融合,实现价值链和消费的升级,即可弥补单一产业发展的不足。同理,从一产、二产向三产同样推导。

经过一二三产融合,乡村就可以从单独“产业”,产业升级为生活方式、价值链和乡村振兴平台。一产*二产*三产,当价值被聚合、传导、放大,市场逻辑和乡村振兴逻辑就开始成立。

三、导向问题

当然,三产融合还不是最终答案。

现实中,多见的还是以三产为导向的三产融合,言必称文旅、民宿,是各地乡村振兴的不二路径。凡出圈的乡村振兴项目,也多以民宿、文旅、“网红打卡”为标签。以一产为核心搞三产融合,要么受制于市场消费群体不足,要么受制于土地规模、难以量产(比如有机农业),要么就受制于三产路径依赖(干着干着就将精力集中到更高效的三产),始终难以打开局面。

扎扎实实搞农业,如何以一产主导融合,带动农业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不回避困难,如何将一产做得高效,做出市场化价值?依然是中国农业迈向现代化需要去攻坚的核心课题。

当然,我们是有一些成熟答案的。

比如北大荒农垦,早在1970年代就全面实现了机械化,连施肥、撒农药都要开飞机。现在,无人机、机器人、数字化管理等现代技术,也已经十分成熟,农业现代化,早已实现。但中国大多数地区,缺乏其自然条件。

以猪、鸭为代表的养殖业,则早已实现以二产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

成立于1982年的新希望集团,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企业从养鸡开始,到饲料生产,到养猪、养鸭,到综合食品,现已拥有全球第一的饲料产能、中国第一的禽肉加工处理能力、中国第三的生猪出栏量。

二产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是全面而深度的。中国的养殖业,养猪、养鸭已基本实现二产化,牛羊、鸡场等现代化,也大步实现了规模化。

当然,国有大农场、社会大企业生产,无法代表我国多数地区农业种植小而散的先天生产特点。

那么,还有更柔性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可以借鉴吗?

四、东北小朱家村的故事

在黑龙江省镜泊湖畔的小朱家村,我看到了不一样的突破。

程连坤,生于1989年,土生土长的小朱家村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先去了大连实习,感到自己并不喜欢大城市运作体系和生活,选择做一名“逆行者”。2015年,他正式回村做一名乡村创业者。

当时,他的手上只有父母经营的一家农家乐。学市场营销的他,对它进行了改造,先是打造餐饮文化,譬如将传统铁锅炖升级——镜泊湖、牡丹江的野生鱼一锅炖,并命名为“连(鲢鱼)年(鲶鱼)吉(鲫鱼)利(鲤鱼)”,大受欢迎。

随之,大力发展一产,以本地优势的稻米生产为核心,挖掘水土(火山熔岩)、文化优势,将全村近万亩优质稻田整合,发展“千年贡米——小朱家村石板大米”品牌,并采用线上销售和企业订单农业结合,卖到15元一斤。

他深感“东北品牌走不出去”,不少东北优势农产品都是别人深加工后卖回东北,随之建设3家观光工厂,一年实现6000万元销售额,同时,推出大米研学课程,并进行现场“厂播”。

随之发展三产,建设石板米仓民宿,带领村民开发江中荒废岛屿,打造丛林穿越、摩托越野、野外CS等团建、亲子游乐。同时组织开发冬季冰村旅游,以及帐篷节、渔猎节等活动,每年吸引20万游客。

近年,他又带领小朱家村走向全国。他在牡丹江、成都、三亚等城市开了7家小朱家村体验餐厅。餐厅挖掘当地传统拌饭,主打小朱家村拌饭。他希望把餐厅建成一个“让城市人全家人像回家吃饭一样的温馨空间”,并快速发展到50家店,借美好空间在全国打响小朱家村品牌,吸引全国人民到村里、牡丹江游玩。

他带动着众多年轻人返乡创业,从事农家乐、家禽饲养、鸭蛋开发、农业服务等,大家形成联盟,共创、共进;他带动全村100余户村民共同探索,共建龙泉岛、民宿村,共同富裕;他帮助村里建设村史馆,用市场行为带动传统民俗、文化复兴;他帮助小朱家村搭建“校-政-企-村”模式,以市场化为导向,全面带动家乡的乡村振兴……

尽管二产、三产赚钱要比一产多得多,但程连坤清晰地认识到,做好农业才是小朱家村的根本。除了种好地,生产好大米,他还积极进行产品研发,探索了爆米花、米糕、饭团、寿司等大米深加工产品,并研发出冰村烤鸭蛋等特色美食。

他还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还远远不够。接下来,他有意与新消费企业联合,做深大米的二产化、国潮消费,讲好文化自信、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

尽管事业已走向全国,但程连坤依然把根扎牢在村里,只要不出差,他几乎都“猫”在村里。他开车带我去看江畔的土地,春耕还未开始,拖拉机刚刚把地翻完,黑油油一片不见尽头,而山那边就是镜泊湖。

他想对标日本的优秀乡村。他认为家乡跟北海道一样,同纬度、四季分明、水土优厚,但“东北怎么就做不出来一个国际化的好乡村?”

他相信,把根深深扎在乡村,以土地、以农业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一定可以做出产业和乡村的大振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子1984(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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