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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从何来?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3年10月02日 08:24

前两天接到第一财经邀请,说去年底他们和东方卫视推出的“年终讲分享秀”反响不错,今年底还要办,要我继续参加。去年我讲的题目是“乐见阳光之灿烂,乐嗅泥土之芬芳”。今年呢?脑子里跳出两个词:命运,信心。

经济是信心的函数。信心如何,关系到经济如何。而信心必须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才有效。

《动物精神》一书中说,“confidence”(信心)的含义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这个词语来自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

“credit”(信用)一词也源自拉丁文(“credo”),意思也是“我相信”。可见信心就是相信之心,是由信而生的乐观预期。

这篇文章想从政策与市场主体的关系这个角度切入,说明信心从何来。

先说答案,很简单,信心来自政策带来的实惠。如果某些政策或政策的某些实施方式,不能给市场主体带来实惠,而是带来负担、负面,他就很难有信心。

当然,政策不是弥勒佛,对所有人都笑口常开。在法治化建设中,也少不了怒目金刚的“零容忍”。不过,对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来说,政策的出发点应该尽可能像观音菩萨那样,善解人意,慈悲为怀

01. 神农架林区,一个脱贫创业的样本

想到“信心来自政策带来的实惠”,是9月中旬到湖北神农架林区参加一场读书活动时的意外收获。

活动结束后,主办方派车送我,从四季小镇的酒店到宜昌三峡机场要三个多小时,我和司机聊了一路。他1989年出生于木鱼镇一个村子,2014年开了一家民宿,去年还投资了一家酒店,今年刚开业不久,他还是一个车队的合伙人。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司机,而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他的名字叫雷涛。

神农架林区是北纬31度上的绿色奇迹,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公园试点区等国际和国家级名片,但多年来,这里民生多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8年8月脱贫出列。

陈小雨 / 摄

神农架林区常住人口为66571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比10年前下降了12.6%,一半在城镇,一半在乡村。神农架的GDP在湖北17个统计单元中排在末位,2022年为35.6亿元,如按人均则排第14位。

神农架林区有六个镇,两个乡,2022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3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19.48亿)和发债(近2亿),总收入26.6亿多元。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145元、13576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67%。

单看以上数据,你心目中的神农架大概是一个贫弱丧气之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里不仅自然风貌神秘神奇,人的精神状态也很阳光。

我将和雷涛交流的内容梳理如下,作为样本——

1. 雷涛小时候(1990年代)家里很穷,父母耕地,种玉米、土豆、红薯、茶叶,大米则从宜昌、荆州等平原地区买。村里的路面很差,一下雨就走不了。房子都是土墙砌的。父母会谈起他们年轻时挣工分、吃大锅饭的情况,那时日子更苦。雷涛有个姐姐,两人同读初中,如果一起读高中,家里承受不了,所以姐姐放弃了读书,后来嫁到外面。雷涛则在松柏镇读完了高中。

2. 现在的情况是,木鱼镇农民基本转向了旅游服务业。这是最近十几年发生的最大变化。雷涛一家三口和母亲住在镇上,他们在村里还有一点菜地和4亩茶园,母亲时不时骑电瓶车回到一两公里外的村子,打理菜地和茶园。她习惯了劳动,一天不干点活儿,浑身不自在。家里种的菜足够吃了。原来在村宅基地上起的房子也卖给别人了。

村里大部分人都住在了木鱼镇上。木鱼镇有1万多人口,是神农架旅游观光的集散中心,因为这里距离六大景区都不太远,如距官门山只有1公里,距神农坛5公里,距天生桥9公里,距神农顶15公里。六大景区的套票是299元,5天以内有效。村民们在镇上开个农家乐,开个小旅馆,开开车(非自驾游客就靠私家车,当地没有网约车),冬天滑雪季和夏天避暑季生意都不错,一年就忙这几个月,其他时间很清闲。

3. 雷涛在镇上的家是一栋四层楼,2014年建好,也做民宿,2015年营业,有17个客房,旺季房间不够,淡季则一天开到三四间。客源主要来自武汉,夏天他们一来就是包吃包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每人每天只要八九十元。不少是老人带着孙子辈来,白天在外面玩。也有的是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一起来,外面逛逛,房间里打打麻将。如按一个房间住2人,一个人一个月2700元算,一个房间一个月的收入为5400元,如有15个房间住满(旺季不难做到),则一个月收入81000元。若是散客,一天要贵一些,在100元到120元之间。

雷涛家的民宿主要靠妻子和母亲打理,再雇上一人,夏天则再请一个做饭阿姨,妻子有导游的工作,兼顾买菜,母亲帮忙收拾。镇上这种模式很流行,就是在宅基地上盖楼房,亦自住,亦经营,客房都是标准间,十五六个平方,有独立卫生间、空调、WIFI。

去年雷涛和两个合伙人还投资了街上的一家酒店。酒店占地1330平方米,有32个房间。他们是从别人手上租来的,租金一年50万。当时主体部分已经盖好,但因几年疫情打击,别人熬不下去,就转手了。今年3月开始装修,买的床品都按照五星级标准,酒店取名“青木原宿”,7月10日开业,生意没有想象的好,因为客单价不高,但也不算太差。雷涛刚请了一个OTA(在线旅游)人才,负责线上运营。同时,为达到在线旅游平台的四钻标准,他开始建自助餐厅等。三钻代表经济舒适型,四钻代表中高档型,如能评上,引流会更精准。

4. 雷涛有私家车,没事的时候就带着游客跑景区。像他这样的司机,木鱼镇起码有两三百人。他建了一个神农架本地司机微信群,有490多人,除了司机还有导游、餐饮、住宿方面的。大家互通有无,比如有个顺风车去宜昌,回来时空车,就可以问问有没有谁的客人搭车。微信群里有这么多市场主体,说明这里有生意可做,有民富之道。

雷涛和几个朋友注册了正规车队(汽车租赁公司),但镇里也有不少“黑车”,比如谁的农庄里住了5个客人,他刚好有一个7座商务车,就开车带他们去玩。严格说,这不合法,运管部门要追究非法载客经营的话,可以罚上3万。但杜绝不了,因为神农架六大景区没有统一的景交车,散客出行不方便,这就给老百姓创造了补缺经营的便利。

不过政策也在调整。木鱼镇正在建一个游客集散中心,由省旅集团操作。如果将来景区不准私家车进,雷涛们就吃不了这碗饭了。现在有的景区有专用景交车,但9座以下的私人小客车还可以进。只有一个景区规定必须全面换乘,只能坐他们的景交车。其他景区,私人运输车还是可以开进去的。

雷涛自己开一部长安的纯电动车,此外家里还有5部车,广汽传祺7座商务车M8,北汽福田9座图雅诺,2017年给妻子买的进口宝马120,还有一辆拖货车和长安小面包,旺季时他要请两个司机。他的合伙人创办了旅行社,有正规资质,可以在携程等平台挂上他们的服务内容。

5. 雷涛有一个女儿。还准备生二胎,尽管“现在养个孩子成本挺高的”。他最大的遗憾,是父亲61岁就去世了,“不过他的愿望也都实现了,他想坐飞机,去天安门,去海边看看,我们都帮他实现了。2018年去了北京,自驾去的,到天津时去看了渤海。从神农架机场飞到过武汉,从天上看到了神农架”。

雷涛喜欢神农架的生活,他说不会离开这里,有点不满意的是镇里还没有电影院和大型商场,业余生活就是到河边钓钓鱼。镇里的文化生活要丰富起来,这挺重要的,否则年轻人空下来就会去打麻将,或者天天在手机上打游戏。还有一个是教育问题,他计划女儿将来到宜昌读书,也准备在那里置个业。

陈小雨 / 摄

02. 什么样的政策能带来信心?

神农架林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政策起到了极大作用。

首先,公路修到了村镇,高铁站神农架站开通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外面的游客能更方便地进来了。村民变成了经营者,虽然身份还是农民,但从事的基本是非农产业。

其次,经营成本相对很低。盖民宿是在宅基地上,没有土地出让金。小微企业(雷涛就是小微)每个季度有30万元免税额度,一年120万,在此收入之内免税。雷涛投资装修酒店花了300多万元,100多万来自银行贷款,不需要抵押(需要担保,如亲戚开了家手机店就有担保资格)。其中40万是政府贴息贷款,利率在4%上下。在疫情期间,小微企业2年期20万元贷款是免息的,政府来贴。

第三,政府体谅民情,对小微能帮就帮。雷涛家民宿附近还有11家民宿,前面没有停车场,有一条沟壑。他们向政府部门联名写信反映,建议把沟壑盖起来,铺上石板,弄成停车场。原计划是,如果政府不投,就每个商户拿几万元出来修。结果政府立项,招标,投了300多万,不仅把沟壑填了,还把里面的排水沟修成1.5米宽的渠道。这个停车场可以停200辆车。

最后,政策性的民生福祉有很大改善。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一年一户大概缴纳260元),现在木鱼镇的村民到宜昌看病,门诊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大病也能报销大半。雷涛的父亲患食道癌,手术花了20多万元,自付部分6万多。现在就算得了大病,也不像过去那么恐惧了。村里还有护林费,一亩地一年补10元,雷涛家有近60亩林地,一年补近600元。冬天需要烧柴火,也允许砍一些树木,只是要到村支部办理砍伐证。

雷涛对生活很满意,对政策很感谢,对前景很乐观。他还说,大城市节奏太快,压力也大,在神农架就挺好的。

什么样的政策能带给市场主体信心?

从雷涛这个案例可以看到:要么是大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创业赚钱的机会;要么是民生基线不断抬高,一定程度上“削平”了三座大山;要么是有很多具体支持与帮补。总之就是要带给人们好处。而且政府要算大账,不妨稍微糊涂一点,不要跟老百姓锱铢必较,或与民争利,看到哪里有钱赚就自己上。

这样做的结果,政府最后也是大赢家。

一是造福人民,赢了民心,稳固了社会和执政基础;

二是通过发展旅游这种无烟工业,使生态能够保持好,造福千秋万代。否则,村民为了生计,就会像早年那样依赖砍伐和采石。

2016年5月,神农架国家公园被国家发改委批复为全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试点开展以来,累计聘用了社区公益性岗位人员两三千人,其中67个行政村332个村民小组,原则上每个小组要有不少于2名村级生态护林员,一年每人发放4800元生态管护补助。对几百户生态移民搬迁户,则发放“以电代柴”的补贴。2018年7月,神农架在国家公园范围内探索实施惠民生态保险,为辖区5个乡镇种植的农作物、中药材和养殖的蜜蜂购买野生动物损害、候鸟捕食和自然灾害商业保险,该做法在2021年3月推广到整个林区,理赔金按农作物生长周期赔付40%至100%。林地生态补偿、农业兽灾商业保险、社区以电代柴补贴,这“三大机制”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红利,也自觉自愿成为生态保护的实践者,也是受益者。

陈小雨 / 摄

环境好了,旅游业就会发展得更好。今年1至7月,神农架重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212.1万人次,同比增长15.9%,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26.2%;实现旅游经济收入44.9亿元,同比增长15.1%,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7.2%。

三是从输血走向造血,激发了内生创业活力。雷涛就是一个典型。神农架林区政府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生产、保价收购等方式,累计培育珙桐、天师栗等20多个品种珍稀苗木33万余株,建立中药材基地2600亩,受益农户达576户。政府还设立了国家公园社区居民“英才奖”“育才奖”,对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广泛开展社区居民产业技能培训。神农架林区涌现出一批有为创业者、企业家,也吸引了不少外来投资者,他们集体扎根,未来会更有希望。

03. 关于政策与信心的几点思考

在神农架我体会到,只要政策造福于民,带来实惠,人们一定感受得到,并且产生实实在在的信心。

不久前我采访义乌双童吸管创始人楼仲平,他说,他去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觉得中国最适合创业,原因是义乌政府放水养鱼。

我也去过相当多科创企业,不少都说现在是创业的黄金时代,因为他们拿到了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乃至更多的,源自科技线、人才线、发改线、经信线,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好几个层次的各种无偿资助。我甚至觉得,有些企业拿的钱太多、太容易了,并非好事。

但确实也有不少市场主体信心不足,其普遍特点是:

他们更多在城市;

他们更多还在劳动年龄(尚未退休);

他们更多是民营企业;

他们所处行业曾被以各种理由整顿,有的仅仅因为一个偶发事件就导致全行业停摆,且不知何时恢复,且不少处罚和跨地区执法都是朝着越严越好的方向发展;

他们所处产业往往被认为不够先进,不够高大上、高精尖,所以被另眼相看,也不能上市,如一般制造业、一般服务业、一般消费品产业,很少有领导愿意到他们那里问寒问暖,好像去了他们那里就不够“高质量发展”;

他们的就业形态比较灵活,保障感不强,有些是在市场上自发生长起来的,当时并无相关政策,现在要严格进行“合规”的话,随时有叫停的风险;

他们大量是中小微,但凡政府有个新想法,如搬迁、刷新,他们就首当其冲;

他们很多是外贸型企业,正面临着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压力……

我去过不少产业带,地方政府和很多企业合力打造了一个产业集群,本指望培育出一两家上市公司,整合小散,实现升级,结果某日券商突然说:“你不符合新的窗口指导意见,上不了了。”就这么行政性的一个政策转向,可能有N多地方的N多产业带,一时看不清未来的方向。

每一次政策调整对产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前不久我到一个医疗器械产业带参观,镇和园区领导苦涩地说:“我们规上企业有一两百家,销售人员总计5000人,现在搞集采,医院都不愿跟企业直接打交道,而愿意跟国药、九州通这样的大渠道来往,大渠道也会采购我们企业的产品,但账期拉得很长,企业的现金流问题很突出。”很多民企都反映,由于政府采购的国有化偏好,加剧了对民企的挤出,就算可以从总包的国企那里得到分包机会,应收账款也往往磕磕绊绊。

我们一方面强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打造,强调稳定政策预期,但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政策的变动性以及政策执行者的随意性,并未根本好转。

有一位做进口食品和原材料进出口的企业创始人最近对我说,过去几年他们进口了一些DHA藻油,做凝胶糖果,进口时归到食品类别,但现在海关人员找他们,说要归到植物油里,要补交关税(现在植物油的税率更高,在中美贸易争端之前进口食品的关税更高)。

企业说,海藻并非植物,且国内企业生产同类糖果所申请的生产许可证也是属于食品类的。还有更无语的事,企业有些产品从新西兰进口,当时申请了原产地的食品证明,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签了关税互免,不管食品还是植物油都互免。但海关人员现在说,你们过去是用食品税号申报的,现在需要重新按照植物油的原产地证再报一次。由于产品早已进来,且卖掉了,新西兰方面不给补办。

海关人员说,那你们只能按照非普惠的正常关税交税。现在食品的关税是12%,植物油的关税是25%,而当年从新西兰进口的食品的关税为零,加了一点利润就卖了,现在这部分要从零补到25%,企业无论如何交不起。整个过程中,海关人员也不出具正式文件,全是口头告知,要求企业自己申报,说当初的税号报错了,现在要重报。

我深信每个政府部门的政策都有正当理由(个人寻租除外),问题是,当某些行业、企业、市场主体从政策施行中感到的更多是压力、负担,看不到明天的光亮,看到的是利益在减少,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增加,以及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程度在收缩,你让他们充满信心地投资、消费,谈何容易!

最近,有些看法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脑子里——

1. 从态度上,要平等地对待乡村和城市。这不是说城市不该反哺乡村,而是说城市也有扶贫、扶弱、济困、扶就业等问题。如果不高度重视城市的就业、产业,城市的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就会下降,又会影响到农村。我们已经看到,城市人继续到乡村地区旅游,但客单价在下降(我今年去的丽江,雷涛今年开业的酒店,情况都是这样)。而由于外贸压力增大,城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下降,他们出不去,收入就成问题。

2. 从态度和政策上,要尽可能平等对待一切行业和企业。要让所有地方看到,他们脚踏实地做好现有产业,也有发展的希望。我本人日常主要调研龙头冠军和创新企业,但丝毫不认为一家芯片设计公司和一家新茶饮公司有什么高下之分。中国是高差异的人口大国,大部分地方的主要就业支撑还是种植、养殖、制造和服务,且它们本身都有巨大的进化潜力。如果不夯实这个基础,高精尖也尖不起来。今年上半年A股近百家半导体企业,除了设备公司外,业绩普遍下降,不少企业首次亏损,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终端需求不足,对半导体的需求相应下降。

3. 要以极大的责任感继续推动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但不要动辄拿“贫富分化”说事,至少不宜再渲染中国的贫富分化在加剧。因为过去这些年,在中央的强有力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贫的问题特别是农村贫的问题已有很大改善,净收入是上升的,养老保障是提高的(虽然基数还很低),转移支付是巨大的。而城市人群,包括中高收入群体,近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特别是疫情影响和资产市场下滑),财富缩水相当普遍。在贫富分化已经开始校正之时,如果互联网上还充斥着对富人、资本、财阀等等的声讨,只会加剧企业家群体的内心紧张,这完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中央反复出台文件但民间投资意愿依然不足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想到《史记》中的一段话,“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政策和市场主体的关系,也是这样的道理。

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进行教育,再次是制定规章明确限制,最糟的是与民争利。即使要“整齐之”,也要考虑出路问题,程度问题,“整齐”之后衍生出的各种问题。

雷涛们对政策的信心是真实的,一部分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也是真实的。无论是信心样本,还是信心不足的情况,都提醒我们,任何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一定要有更仔细、平衡和周密的思考。

新发展理念中有一条是协调,但常常被一些部门忽略。不注重协调的结果,就是市场主体一边不断接受着鼓舞人心的信息,一边不断被各种随意和意外所挫伤。多一些温暖,多一些体谅,多一些因势利导,多一些将心比心,不应该这么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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