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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是的,我很“尾大”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1年02月15日 10:0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原文标题:《任正非:是的,我很“尾大”》,作 者:徐悦邦,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过去几年,哪家中国企业最牵动人心?毫无悬念,正是华为。

美国的步步紧逼、层层加码,让华为这家公司和创始人任正非的关注度、荣誉持续达到顶峰。

各种各样的赞誉也纷至沓来:最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之一、民族英雄、时代伟人。而这却一度让任正非很困扰,就连出门喝杯咖啡,某天肉吃多了、想多吃点蔬菜,也会被人借题发挥说他艰苦朴素、多么伟大。

“是,我很尾大,我是那个大尾巴松鼠。”任正非终于忍不住了。在众人把这位77岁的老人簇拥推上神坛时,他很清醒,使劲把自己往下拽:“狗熊。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从来都不想当英雄。”

在华为,任正非最痛恨的从来就是个人英雄主义:“鼓掌太多,容易造成个人迷信”“在华为没有人不犯错,没有谁能称神”。

“土民”任正非,被华为精英们抬成一个体面小老头

老辣的任正非,也有过年少轻狂的岁月。曾经的他,崇拜大力神、项羽,老觉得自己“聪明能干”,满脑子英雄主义。

有一次,这个默默无闻的愣头青,竟然受到国家表彰。原来是任正非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个仪器,中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

一夜间,满报纸宣传这位“先进代表”。任正非甚至因此当上全国人大代表,连他自己都不谦虚地说:“那时我在中国是顶级红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都占,不进第三梯队才怪。”

这一来二去,人就飘了,“年轻气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提出了更高更难以实现的目标”。

为了证明自己还能更厉害,任正非一头扎进研究里,搞的东西越来越天马行空,不仅跟部队无关,一连折腾好几年连影子都看不着。为此被领导训斥过好几回。

最后,人到中年的任正非倒霉地被裁了军,失业在家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又到了深圳一家国企当副总经理,但一出手就被骗走200万,连累一家几口住进了简陋的小窝棚房。妻子不堪忍受,提出离婚。

为了省钱还债,任正非的父母都挑晚上出门买菜,这才能买到便宜的死鱼死虾和挑剩下的青菜。那时任正非家每次好不容易煮个鸡汤,都得先把鸡肉啃了,再把骨头拿回去炖一次汤。

那一年,任正非44岁了,穷愁潦倒、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6个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怎么看,人生都已经没有多少选择。创办华为,确属走投无路。

经此一劫,任正非大彻大悟,懂得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局限,说自己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一真谛。

他开始清醒:“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

在体验过一把过山车式人生后,任正非不再想着自己出风头,而是笼络各路英雄人马,自己只做好一件事——捣糨糊。

“我就提了一桶糨糊,倒在华为身上,把十几万人黏结在一块儿,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努力。”

这就是任正非对华为的终极价值。

1.  分赃哲学:“分银子、分位子、分面子”

谁都知道,任正非最拿手的是激昂人性,他明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

人活着要吃饭,也要有成就感,同时还要有那么一丁点的理想主义。

而任正非最擅长的正是“分赃”,他相信“员工不爱钱,不是好员工”“钱给多了,不是人才也变人才”。

华为不少老员工回忆,早年他们最深刻的记忆是薪水涨得飞快,有人年初刚进公司时月薪560元,年底加到了7600元;还有人一年涨了12次工资。

20多年前,任正非自己还在租房住,一家人蜗居在30多平米的狭小房子里。任正非每天还得步行4公里上班,夏天一到全身湿透,每天都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上班。

但为了留住某个人才,任正非一开口就是“送你一套房子”,并且没多久就把房钥匙给了这个人,虽然最后他还是辞职了。连任正非的弟弟都忍不住向他母亲“告状”,“落后的员工都有自己的房子住,哥哥这么先进却没有房子”。

所以一位华为高管概括说:“我们要一碗米,老板不是给你一斗米,而是给你十斗米;你准备好接受一顿大餐,他给你十根金条。”

除了分好银子,任正非还有两大创造:分位子、分面子。

任正非深知“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所以第二件事就是降低华为内部权力的稀缺性。

20多年前,许多华为员工给人递上名片,上面都赫然写着:华为公司副总裁、华为公司某某部门副总裁。有人一年拿到的华为副总裁头衔的名片就有几十个,搞得人晕头转向。

于是就有人架不住好奇,向华为内部的管理者打探,公司到底有多少人有副总裁头衔?一些人说:“不清楚,应该有上千人吧。”甚至还有人说最少都有四五千人。

此外,华为还有各种名称奇葩、巧立名目的奖项,比如什么“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奖”“待到山花烂漫时奖”“大锅饭奖”“烂飞机奖”“从零起飞奖”。

华为到底有多少奖?据内部人士说,至少有80%的人获过奖。参加过华为颁奖活动的人说,奖项从早上发到晚上都发不完,发奖发到头晕,拿奖拿到手酸,鼓掌鼓到手痛。

任正非却很自豪:“把光荣的大红花让给别人,有什么不好呢?”

这一套“迷魂术”,任谁来了都得乖乖受用、被捧得飘飘欲仙,就连外籍员工都被灌得醺醺然。许多华为外籍员工,一上来的自我介绍都是,“你好,我是华为的金牌奖得主”“我是华为的‘明日之星’”。

这正是任正非的清醒之处,巧妙地把员工对于财富、权力和成就感的贪婪,恰当地转化为面向客户创造价值。

“人们跟随任总,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自己。老板厉害的地方就是让多数华为人都觉得在华为工作,就是在为自己奋斗。”

2.  “暴君”任正非?那只是表象

一说起任正非的脾气,很多人立马会说他脾气很臭、动辄大骂别人,是个“暴君”。

 

还有传闻,当年因为使用华为手机时频繁死机,气得任正非当场把手机摔在负责手机业务的余承东脸上。

但其实任正非虽然有时骂部下骂得很凶,而且经常当着一群人面前就开骂,搞得场面很难堪。其实过了半天,他又会给这个人打电话谈工作,语气很柔和。

他批评人向来是就事论事,一是不一棍子打死,二是在最短时间内给对方台阶下。

“老板批人的风格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任正非还有一个特长,夸人从不吝啬词汇,有时还有点夸张。有人回忆,华为创办初期,每到晚上10点,任正非经常会穿个大裤衩,趿拉着拖鞋走进研发办公室,要么给每人桌上放上汉堡可乐,要么请大家出去吃夜宵。

更常出现的场面则是,把大家吆喝到一起吹牛,那时他经常表扬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工程师,“你们好伟大啊!你们今天做的事情比贝尔实验室还要伟大”。

有人讲,老板夸得大家热血沸腾,讲完后他自己回家去了,大家干劲满满接着加班,经常熬到大半夜甚至天亮,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以上。

3. 9万多股东员工,被任正非绑架到一条船上

华为的股权结构,全世界都罕见。任正非把接近99%的股权都给了9万多名员工。

这位77岁的创始人,做牛做马34年,只有着1.14%的华为股份,财富还不到马云的5%。

看似伟大无私,实则背后是很清醒、很现实的考量。

有华为高管曾建议任正非:“老板你应该将股权比重提高到10%-15%,这样就有了法理层面的实际控制权,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累了,成天花很多心思搞平衡。”

任正非却回他:“你以为你愿意其他人都愿意?假设我要替自己着想,我当然应该支持股东拿多一点,因为我是最大股东,但是你们也不傻,你们还会去拉车吗?”

“只要我不要钱、少要钱,世界就是我们的;如果我要钱、多要钱,世界就缩到我家了。”

为什么任正非的股权少?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华为股权只归9万多名劳动者所有,倒逼着每位股东只能长期奋斗,奋斗不动了就心甘情愿地交棒给新的奋斗者。

任正非在把利益分享出去的同时,也把风险分散给了9万多位员工股东,大家只能在华为这条船上齐头并进,拼命划船。哪天船要是沉了,大家也就一起“完蛋”。

所以回顾创业历程,这个老头反而得意:

“我知识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驾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

“这些年,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

这并非任正非自谦。而是他清楚,只有越多人帮他,华为才能离理想越近。

正得益于过去捣出了一手“好糨糊”,34年时间把华为做成近20万人的世界级企业,任正非现在才能一会看看电视剧,一会逛逛深圳公园,一会到各所大学参观访问,一会写写文章发表到心声社区。

有人问他:“你怎么能一天到晚游手好闲?”

任正非底气十足,我就是管长江堤坝的:

“长江不发洪水就没有我的事,长江发洪水不太大也没有我的事。我们都不愿意有大洪水,但即便发了大洪水,我们早就有预防大洪水的方案,也没有我的事。

我们不是靠人来领导公司,我们用规则的确定性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我就像泥菩萨在庙里,有它也没有大用处。”

华为受苦受难?只能说“任正非,活该”

“这是在吹牛。”也有人会说,任正非哪有这么神乎其神?明明他就犯过不少大错误。

“要不是他糊涂,华为今天绝不会过得这么苦。”

就连华为一位前高管都评价说,华为的30多年,是苦难的30多年,虽然的确和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但许多困难也是老板自找的。

最让大家感到不痛快的是,非要放着容易挣的钱不挣,让别人去挣,自己一条道走到黑。多傻啊。

2000年前后,华为曾一度出现负增长,是创立以来唯一一次。那时任正非常常在夜半被噩梦惊醒:每月要发3亿多的薪水,万一有天发不出了,怎么办?

就在任正非苦恼时,老天给他扔下了两块“馅饼”:一块是房地产,一块是小灵通,都是轻松赚取百亿利润的好机会:

那时,深圳房地产市场肥得流油,市政府也正好在华为周边建华为新城,华为完全可以顺便要点地盖房子,有部下曾建议:“反正咱们现在这么有钱,要不顺便投点钱去做房地产啊?轻轻松松就能赚个100亿。”

甚至当任正非到某省考察时,省领导也在会谈时直白地表示:“任总,我们非常欢迎华为来投资,不过制造业赚钱不容易,我们在黄金地段补贴你们一块地,你们可以开发点房地产嘛。”

而小灵通同样也是个躺着赚钱的机会。那时,华为只需要投入2000万元、几十位开发人员,就可以带来上百亿的销售额。

面对这几乎白送上门的钱,任正非却不吭声,急得底下干部团团转,一次又一次地向老板上书。

任正非也急了,把手拍在桌子上怒吼:“华为是绝不可能做房地产的,谁以后再提这个事儿,谁就下岗。”

至于小灵通,任正非则以“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没有前景”为由,用极武断的方式勒令已经开始的小灵通项目立即下马。

很快,任正非就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实给了他狠狠的一巴掌: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亿的3G,颗粒无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主管对任正非描述的未来愿景是怀疑的,背后讥讽他“打肿脸充胖子”。

2002年配股时,当时一位常务副总裁听说需要贷款来购买华为新股,果断放弃:“我在公司的股票要是价值一两千万,一旦公司出事,我哪儿有能耐承担?这辈子就完了。”

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另一边,思科也同步发起了对华为的诉讼,其亚太区主管扬言“要让华为倾家荡产”。

一时间,华为员工流失率居高不下,离职成了正常现象,不离职反倒显得不正常。有很多人已经“精神离职”:身还在,心已远。

华为内部也不断有高层写信给任正非,驳斥他“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的”。后来任正非回忆,他当时内心只剩下一种感受——害怕。

“那几年,我是度日如年,看到别人赚大钱,我们不赚钱;看到我们比别人的困难多。外面大量文章都是讽刺挖苦我们的。万一我真的错了怎么办?”

身边的人回忆,当时,任正非有次到南非出差,参观完先民纪念馆出来,接了一个电话后,他触景生情,在纪念馆前的小广场上,失声痛哭了近两个小时。

但即便半只脚已经踏在悬崖边上,任正非依旧把“赚快钱”的口子捂得死死的:

“挣完大钱,就不会再想挣小钱了。华为要爬行着赚小钱。”

不是太糊涂,恰恰是清醒得太早。

就连今天美国想“逼死”华为,也是这位执拗的老人当年“一手造成”的:

早在2003年,任正非就预判,华为干得这么好,迟早有一天会被美国打压,到那天华为大概率还是干不过美国。

向来善于妥协的任正非,早早就举起“投降”的白旗: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摩托罗拉。

当时,合同都签完了,手续也办完了,这个老头都已经穿上花衣服,和老外在沙滩上尽兴地比赛跑步、打乒乓球,热烈庆祝甩掉华为。

任正非甚至都设想好,接下来的美梦该怎么做:把中国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都收购了,做成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或者在四川、西藏、云南交界的一个三角地带,建一个旅游区,像瑞士一样开发爬山火车。

可惜美梦最终破碎,摩托罗拉新董事长走马上任,嫌华为太贵否决了收购。

回来后讨论还卖不卖?大家坚决说不卖了。左右思量,任正非最终也一咬牙,干脆一条道走到黑,“一心一意走信息产业这条路不动摇了”。

“我个人性格是窄窄的,所以让我们公司前面的道路也窄窄的,千万不要做房地产,千万不要做赚钱的东西,我们做世界上最难的、最不赚钱的东西,因为人们不愿意做。”

所以华为的命运,早就注定好了。

然而,任正非接下来打起的算盘,却让许多人直接傻眼了,不愿意赚快钱也就罢了,他竟然开始准备“不要钱”了。

“我们要钱干什么?高价时挣太多钱干什么?分给员工大家又会变懒。”

那干些什么好呢?往基础研究这个“无底洞”里砸,“我们现在把钱送给科学家,支持他的项目”。

任正非在复旦大学进行座谈交流。图源:复旦大学官微

故事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

砸着砸着,华为就砸成了世界上基础研究投入最“浮躁”的公司:

每年收入的20%-30%必须投到基础研究中,“低了,是有人要被砍头的”。截至2019年底,华为前后投入到研发的真金白银,居然超过6000亿元,位居全球研发投入第5位。

砸得太多、太狠,以至于华为一不小心砸成了“世界上最穷的高科技公司”:

任正非规定,华为不能赚太多钱,“利润太多说明战略投入不够”。所以华为年净利润率基本保持在8%上下。2019年上半年曾不小心赚多了,这个数字偏差到8.7%,被任正非一再批评,常务董事会甚至因此写了书面检讨。

所以每年在华为都会出现一个奇特景象:年初“养猪”,十几万人齐心协力把“猪”养肥,到年底利润几乎全被分光,公司又变回一头“瘦猪”。

但也有内部员工批评,华为“砸钱”就像在做善事,动辄五六倍工资也就算了,砸的科学家竟然有许多都不在华为编制里,资助出来的研究成果居然还都归科学家所有,华为想用还得跟他们购买。

对此,任正非反倒洋洋得意:

“我们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

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

但就是这么砸着砸着,某天这些科学家中突然有人告诉华为:“我们把2G到3G的算法突破了”,华为一夜间领先世界。

包括5G,也正是源自10多年前一位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被华为发现了,一步步投入数千人去研究,才有华为5G的今天。

正是这么耐了20、30年的寂寞,放着容易的钱不赚,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走不出来就死定了,走出来了才有华为今天的一片光明。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傻、执着。”任正非自己都忍不住承认,在家里他的太太、女儿经常数落他,说他这个笨得要死、那个笨得要死。

但转头他又很自豪:

“我这一生有很多短板。但去你的,我不管了。我只做长我这块板,让我再拼一块别人的长板,拼起来不就是一个高桶了。”

“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

钱砸多了,任正非也慢慢砸出一些“体会”,他说:

“有时候,我们跟外国人说,你把这个高科技卖给我们吧。但把东西买回来,把蛋打开一看:发现这个蛋是中国蛋。

这是我们中国鸡跑到美国生了一个蛋,然后卖给我们的中国蛋。我们还交了关税,还要高价买回来。”

所以单单用钱砸人砸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不能让自家的鸡,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蛋呢?”或者,干脆自己培养出更多“小鸡”呢?

所以,出路只有一条,正是任正非此前无数次呼唤的:基础教育。

在任正非的办公室门后,一般张贴着他长期关注的问题,有时是华为事业部运行模型图,有时是华为内刊,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一直贴在上面,标题是《云南10万代课教师的最后一道“证明题”》。

这位固执的老人还曾自掏腰包,请中央党校的专家做中国农村9年义务教育的状况调查,因为他认为“中央党校有权威性”,受到国家关注的可能性更高一点。

任正非对教育的执拗,或许也跟他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有关。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小学校长,父亲是中学校长,在贵州一个偏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任教,心甘情愿地为乡村贡献了自己一辈子的力量。

但躬身乡村教育一生的任正非父母,却始终与贫穷相伴。饥饿是任正非年少最深的记忆:每天都饥肠辘辘,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一个白面馒头。家里两三人合盖一床被子,被单下面是稻草。经常还要靠借钱维生。

尽管日子难挨,任正非父母还是想尽办法,坚持让7个孩子都上学读书。

任正非小时候念书,成绩差。父亲教诲他:“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每次放学,母亲都牵着任正非的手,告诉他哪些同学成绩好、如何好。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时母亲是在炼钢,恨铁不成钢,当初麻木到一点都不明白,傻乎乎地度过了人生。”

然而,把教育当作一生头等大事的任正非父母,却又千叮咛万嘱咐:“你做啥,我们都不管,但是今生今世不准做老师。”

担心孩子跟自己遭受同样的苦,这竟成了两位乡村教师躬身教育一辈子所得到的最刻骨铭心的体会。

60多年过去了,在今天的中国乡村里,依旧生存着千千万万个“任正非父母”式的乡村教师。

眼见此情此景,任正非才会忧从中来:

“教师待遇低,孩子们看见知识多也挣不到多少钱,所以也不怎么想读书。”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没有老师这个社会怎么办?如果我们都不给花朵浇水的人一种事业心、使命感,少浇两次水,花枯萎了,我们不就少了一个乔布斯吗?”

“要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可我们这一代人,优秀的学生都去哪里了?做互联网去了,做金融去了,因为做什么都比老师强。”

面对这样的局面,任正非并不甘心:

2013年,北京一套四合院里,他请来了4位部级官员、1位院士、10位企业家、4位教授等。

受邀者来到现场,大都面面相觑、一头雾水,因为这是非常奇怪的组合,大家都不知道任正非攒的是什么局,但找来这么多重要的人,想必是为了一件大事。

然而开会后,任正非开始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一件事,请朋友们来帮忙想校训。

原来是任正非母校都匀一中的现任校长,希望他能给学校捐点款。要是按一般人的想法,那就直接捐钱吧。

但任正非非要问清楚学校的校训是什么,非得跟校长说:“如果你不把校训搞清楚,不讲清楚为什么要办学校?怎么样办学校?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你不说清楚这个事,那我不能给你钱。”

“你要说不清楚,我来帮你说清楚,我找朋友来帮你说清楚,然后你们都认可,就按这样做,我就支持你。”

这才有了这样一场“小题大做”的局。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负担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任正非做好自己的华为就行了,没何必操这份“闲心”。

任正非自己也承认:“我们只是微薄力量,我们做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党和国家这么大的力量,办不好教育。”

但转瞬,他又为自己辩解:“我就希望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希望国家能实现自己国家的梦想。”

这个源头只能在教育。

所以这位老人就是放心不下,总是忍不住一遍遍地宣说自己的教育理念,期盼有人能一同入局:

“现在农村有些种田能手、养猪状元,很可能是爱因斯坦胚子,如果他们过去有机会受到系统教育,也许就能成为精英、天才。”

“如果国家每年给边远地区一些经费,让穷孩子每天能吃上二两肉,也许比修些大房子强,房子总会旧的,孩子总会成为博士的,而且他们会更忠于祖国。”

“农村教育就是给教师涨钱,涨了钱以后大家都想去做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好,何苦要去大城市呢?如果到贵州的教师工资比上海更高,贵州还会是落后地区吗?”

“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上发展速度过快,有很多泡沫机会,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大家都忙着在泡沫里面多赚点钱,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可能在做学问的问题上,就有点惰怠了,有点儿跟不上时代。

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

任正非关于教育的所有期待,无非就是“在一片喧嚣中,摆上几张安静的书桌”。

中国不乏优秀的公司、不乏顶级的企业家,但像任正非这样在一个理上较劲,而且一旦较上劲就倾其所有把这件事搞定做透的“傻人”“轴人”,还是太少了。

假如任正非没有理想

那么,他将不会有过去的那么多痛苦。

身边有朋友曾劝过任正非,“你要是想过舒坦日子,就像很多人一样,让华为上市,套一大笔钱,管它将来公司是好还是坏呢”。

但转瞬就连劝解他的人,反倒自己都叹气:“唉,但你又不是这样的人。”

听完老朋友的话,任正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安慰他:“有很多钱还不是天天喝茶吗?我现在不就在天天喝茶嘛。”

在创业的前20年,任正非几乎每天都工作十六七小时,近些年,这位70多岁的老人,每年还要在空中飞行上百次。

他也并非像大家想的不怎么学习,差不多有50多年,任正非每天晚上都学习到将近1点,第二天8点雷打不动就到公司批改文件。

人生一心都扑在华为上,以至于太太都埋冤他:“你没有朋友,也没有爱好。你到底爱什么?”

他居然回答:“我爱文件。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改文件。”

做什么都一根筋的性格,让过去30多年里,只有痛苦始终对任正非“不离不弃”。

这个77岁的老男人,也有委屈、也有忍不住为自己伸张的时候:

“如果我是一家上市公司,不会去贫穷、战争的地方做生意,不会在有疟疾的地方做生意,也不会在喜马拉雅山这样的高山上做生意。这能赚到什么钱?赚不到钱。”

“我个人的利益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把钱看得很重,为什么我的股票只有这么一点?我把钱看得不重,把理想看得很重,总要为人类做一点贡献。”

如果任正非没有理想,他的人生是不是会好过一些?

至少,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可以弥补,不会只能在回首时喟然叹息: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他也就不会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长年累月到国外出差,以至于每次回家都一次次地拒绝了孩子们想亲近他、和他玩游戏的请求;也不至于在太太数落他“女儿小时候想买个陀螺,你没给买”时,只能黯然地说:“现在可以买了。女儿已经不要了。”

也或许,任正非就能不再像只“乌龟”一样,为了逃离大家对他的过分关注,只能蜷缩在家里,他就能实现自己的心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无人注意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就能做一个普通的老人,追追热门电视剧,逛逛街,睡觉前刷刷抖音。

就连任正非自己,也曾设想过重来一遍的人生:

“如果重新来一次,要跟着我老婆去种地、做长工,一到周末她就去种地,我跟着去,就是坐在那里玩。不会再创办华为。”

但偏偏任正非就走上了这条崎岖的不归路,偏偏他又是个从来都放不下理想的倔人:“我当初这么做就没想过要走回头路,我们要的是理想,是胜利。”

今天,“任正非”这3个字之所以赢得这么多的尊重,华为之所以做到今天的市场地位,跟任正非的这些理念、这些特质是分不开的。

几年前,任正非曾对他的太太说,自己累了,想退休了。

但得到的回应却是:

“你别说那个话,我根本不相信你会退休,你不干到走不动,你就不会退出舞台的。”

并非倦鸟不知还,应该说,这或许就是任正非的人生归宿吧:

“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

参考资料:

[1].田涛,理念、制度、人

[2].华为内部资料,任正非采访实录

[3].田涛,我们为什么爱做企业家

[4].冯仑,冯仑:我心目中的任正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和岛,原文标题:《任正非:是的,我很“尾大”》,作 者:徐悦邦,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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