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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深圳房价10万/平的地方,卖10元工地快餐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3年05月18日 21:5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摄影:vennphang,题图来自:深圳微时光

大刘每天卖两餐工地盒饭,午餐和晚餐。他上午9点半来到工地对面出摊,再晚抢不到好位置。晚上9点半他收摊,最后一拨常客是10多个建筑工,通常9点以后下工,途经他的摊位时,一人买一碗面。

大刘摊位正对面,是前海某个在建的商品房项目,售价每平方米10万。摊位后面是一片绿茵茵的储备用地,绿地两侧分布着几个大型建筑工程的工人宿舍,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建筑工人。

今年3月份,大刘把摊位从大铲湾某工地门口挪到此处。这条路是附近几个工地的建筑工回宿舍的必经之路。附近1公里内,几乎没有商场、店铺。

由于位置相对偏僻,城管巡查的频次不高,也不用担心商铺的竞争压力。三四十家卖快餐的摊贩,聚集在不到200米长的人行道上,宛如一条热闹的商业街。

“大家都是养家糊口”

大刘卖粉面、水饺,一份10元。旁边的快餐车上,是13元一份的三荤两素盒饭,再送一瓶水。这条道上,几乎没有人卖超过13元的快餐,建筑工们赚的是辛苦钱,多花一块少花一块,他们都要在心里掂量掂量。

摊贩们因此也形成了竞争默契,大家不在价格上较劲儿。他们会下别的功夫,别人卖13元两荤两素,我卖三荤两素,很快所有快餐车都改成13元三荤两素。别人只卖盒饭,我还送矿泉水,不久后各个摊位开始送水,送汤,或者送豆腐脑。

大刘的摊位送紫菜蛋花汤,老有买面的工人挑剔他,“人家都送水,你咋不送水哩”。“你看,都是卖盒饭的才送水,卖面的不送水”,他答。

“在工地卖饭就是薄利多销,一定要实惠,能填饱肚子。”大刘盛出一碗快溢出碗沿的面条,递给了一个工人,他从2020年开始在工地门口卖快餐,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

“这几年好多工地没钱,都开不了工,现在找工也不容易”,大刘说。几个吃饭的工人告诉我,最近这两三年,他们的工钱没再涨过,“以前都会稍微涨涨的”。

“都不容易,都是养家糊口。你看好多两口子都在工地上,那种八成都有小孩了,他们要赚钱养家的,不像写字楼里的小年轻,按月领工资,赚多少花多少。这里不一样,他们挤出来一点,老家的老小就好过一点,现在省出来一点,将来就好过一点”。

一个瘦个子男人转到大刘摊位附近,“大哥,昨天咋没看到你”,大刘跟瘦个子打招呼,这是他的熟客。

“胳膊拉伤了,歇了四五天了”,瘦个子指着左胳膊说,顺手又指了指摊子上的宽面条,大刘抓起一把宽面放进锅里。

——“严重不严重呀,咋弄的?” 

——“搬东西的时候弄得,不严重”。

——“要不要搞点膏药红花油擦擦?”

——“有”。

到了这天晚上,大刘再次跟我聊起他的生意时,讲起此处的人情世故,“大家都是出门在外,家人不在身边,孤零零的,你关心人一句,即便不算啥,人家心里也暖乎乎的是吧”。

过了晚上9点,客人稀少,大刘跑到相熟摊贩的车子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对面的工地上,一栋临着马路的集装箱小楼亮起了灯,房间全部为落地窗,窗子后的屋内空无一物。

“那里面要住人了吗”,摊贩问大刘。 

“这种房子,要住人,也是给那些白帽子住啦”,大刘说。

在工地上,帽子颜色代表着不同身份,大刘熟知规则,黄帽子、蓝帽子是工人戴的,白帽子、红帽子,是工地上的管理层,或者技术、文职人员戴的,银色帽子,是甲方戴的。

我看过生活区里的工人宿舍,一个房间里四五张双层床,裸露的木床板被磨得光溜溜的,一两件衣物堆在靠墙处。“他们换来换去,有些工人在这儿待十几天,就被包工头调到别的地方了,所以行李都很少,我见有的就一个包一个桶”。

工地上没有落单的女建筑工,女工,都是跟着丈夫出来打工的女人,夫妻挤在集体宿舍的一张床铺上。她们没有单独的女性宿舍。“估计只有项目部的女文员,才有单独的宿舍”,大刘猜测。

工人生活区也设有食堂,价格与摊贩们的定价相差无几,食堂规模较小,提供的餐饮品类有限,经营时间也短,很难影响到摊贩们的生意。“有几个银帽子,会来我这里买面条”,大刘说,“不管戴什么帽子,到了这个地方都没有别的选择”。

“各有各的苦”

这条路上的摊主中,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大多为夫妻档,男人们大都干过多种营生,流水线工人、建筑工、快递员、外卖员,货车司机,疫情期间倒闭的餐饮店主,是他们口中频繁出现的职业。

进过工地的摊主不少,大刘在工地做过学徒工,卖凉皮的安徽人参与过上海世博馆的建设,卖盒饭的小重庆自称“360行干过300行”,其中一行就是建筑工。

小重庆30岁出头,干过的营生一双手都数不过来,开过货车,做过电工,送过外卖,进过工地,养过猪,还卖过猪肉……他跟妻子是在深圳一家商超工作时认识的。

在所有的营生中,卖猪肉是最赚钱的,但租到好档位不容易。送外卖赚不到钱,平台动不动就扣钱,“国内所有的服务平台,都是只考虑客户,不考虑我们这些干活的”。

摆摊没有卖猪肉挣钱,好在上手容易,就是辛苦。小重庆的快餐车上有十几个菜,他早上四点买菜,回来和妻子、老人洗菜、炒菜。早上准备一轮,中午准备一轮,晚上临近10点回到出租屋,夫妻俩才有空跟1岁多的女儿说上几句话。

大刘是四川人,今年36岁,他不到20岁就来了深圳,进过工厂、工地,干过快递,开过淘宝店。2017年大刘开始做淘宝店,主要经营电子产品。他前后做了3年电商,前面挣钱,后面赔钱,算下来还是没挣到钱。

淘宝店干不下去后,他开始摆摊,最开始在闹市区卖铁板烧,手抓饼,车子被城管抓过两次。

为了躲城管,他把摊子支在相对荒僻的工地门口,前两年他一直在大铲湾的工地卖饭,随着工期临近尾声,工人们日渐稀少,他又搬到此处。

“干这个,就稳妥一点,卖一份饭挣一份钱,勤快一点就多赚一点,你想早点回去,钱就少赚一点。”

大刘微胖,圆脸上一双圆眼,眼里布满血丝,左眼尤为严重,已经有些微肿,瞳孔上像是蒙了一层水汽。“应该快好了,前两天两只眼都是这样”,他指着自己的左眼说。

眼睛的毛病,是大刘起早贪黑熬出来的,他前段时间看过医生,医生说病因是睡眠太少,熬夜上火。

大刘单身,摊子全靠自己一人操持。他的摊位上,面条是采买的成品,黄豆酱、辣椒酱,以及萝卜干等佐料咸菜,都是他自己腌制的。每个星期他用机器做一次饺子,做饺子这晚他得熬个通宵。如果不做饺子,他早上5点多起床准备,下午一点多回家补充食材,下午三点再赶到工地门口,晚上回到家已是10点。

大刘出摊风雨无阻,摊主们大都如此。前几天深圳下暴雨,他穿了雨衣,头顶上还有一个雨篷,贴身衣服还是淋湿了又捂干,“回去得搞个姜汤喝一喝”。到了暑天摆摊更煎熬,“那时候工人都打包回去吃,我们得在这儿晒一天”。

大刘摊位隔壁,是对卖热干面的河南夫妻,两人卖早餐和晚餐,早上4点钟起床准备,晚上7点半收摊。附近最近的厕所在800米外的地铁站里。卖面不像卖盒饭,要守着摊子下面、煮面,河南大姐在摊位上不敢喝水,“出门前上好厕所,到了这儿就只能忍着”。

“有些工人,觉得我们做这个好轻松,其实各有各的苦。”

下午6点左右,是这条路上最热闹的时候,工人们结束了一天的活儿,步调儿变得悠闲。太阳还未落山,天气还算凉爽,不少工人买好盒饭,便三五成群坐在草地上,一边闲聊一边慢悠悠地吃饭。吃完饭的男人躺在暖烘烘的草地上,翘起了二郎腿。

这个时间点,清洁工看起来心情格外糟糕。她在草地上来来回回捡拾塑料袋、饭盒,嘴里不断冲着离得近的工人发火,提醒他们把散落的包装纸,或滴落的面条收拾干净。

清洁工是个上了年纪的阿姨,三十多个摊位给她增加了数倍的工作量。为了请阿姨帮忙清理餐余垃圾,每个摊主摆一顿餐付她5块钱清洁费。晚上9点以后,她还穿梭在各个摊位间收垃圾。

她疲于清扫,抱怨摊主、工人乱丢垃圾,又担心自己丢掉这份工作,特别叮嘱我们的摄影师,不能拍摄到草地上的垃圾袋。

大刘也不希望自己入镜,“你们最好不要写具体位置,不然城管就要天天来了”。

小重庆和妻子去年在大铲湾工地卖盒饭,那里城管抓得严,俩人又迁到这里。跟以前相比,城管的管理要宽松一些,“现在不收你的车,只会要求你赶紧走。即便这样,你饭点刚摆出来,他就要赶你走,赶来赶去也赚不到钱”。

夫妻俩和大刘讨论起“深圳即将放开摆摊”的新闻。对于这则消息,小重庆的妻子还有重重顾虑,“那我们在哪个地方摆摊,是不是还要办证,要不要竞标,是不是有很多要求,我们也不一定能进去,搞不好最后还是打游击。”

你说大城市要繁华,不能只靠高楼大厦吧,还要有这些接人气的东西吧,只有那些冷冰冰的东西,是看不出生机的。淄博火起来,不也是因为地摊嘛”,大刘十分感性地跟我说。

“眼前都顾不住了,还管以后哩”

徐小琴是唯一一个把快餐卖到15块的摊主,她卖手工水饺,在摊位前现包现煮,她负责擀皮、包饺子,丈夫李嵩负责煮,小份15个,卖13块,大份20个,卖15块。

这是夫妻俩在整条路上转了一圈之后,想出的竞争策略,“你看卖啥的都有,只有这个(手工水饺)是独一份,人家一看就知道新鲜干净”。为了保证新鲜,俩人早上五点开始切菜剁馅儿,“前一天晚上弄就不鲜了”。

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工人,问过价格后掉头就走。但她的生意不差,正值中午高峰期,徐小琴包的速度赶不上来。一个付了款的客人,在摊子附近的马路上来回转了五六趟,徐小琴才凑出20个饺子下锅。

“你这太慢了,应该买台机器包”,客人建议她,他跟徐小琴夫妻一样,来自河南驻马店。

“俺这是副业,主业是带孩子”,徐小琴用河南话答。夫妻俩只有一个儿子,在深圳一所中学读初二,中考现在是徐小琴的心病,孩子自制力不强,考高中的话,录取线本来就比本地生源高了十几分,按孩子现在的成绩,她觉得悬乎。

徐小琴在深圳当过工人,做过客房主管。为了监督孩子学习,她只能做时间更灵活的摊贩,晚上、周末她都不出摊,那是陪孩子写作业的时间。丈夫李嵩在深圳开货柜车,疫情前收入不错,“天天都有活儿干”。疫情以后,他的收入大为减少,“现在外贸订单少了,一个月干十几天二十天就不错了”。

这几年夫妻俩手头拮据,一直没回过老家。眼下徐小琴顾不上挣钱,“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回河南,孩子只要能上个高中就行”。但老家的高中竞争也激烈,“好多小孩儿,也是从大城市跑回去念高中了”。

夫妻俩来深圳20年,李嵩有社保,徐小琴没有。在这条路上,我问过的摊贩、建筑工人中,李嵩是唯一一个还在交社保的人。

我问过几个四五十岁的建筑工人,他们的养老计划是攒下一笔养老钱,将来回老家靠着种地自给自足,我问河南人老周,有没有考虑购买新农合等社保时,48岁的老周说,“买那弄啥,那些都是骗人哩”。38岁的安徽摊贩说,“活到哪一天都不知道,管那么远干啥”,他有一儿一女,目前的心愿是给儿子攒出一套县城房产的钱,“全款,不背房贷”,他强调。

李琴的回答则更为直接,“眼前都顾不住了,还管以后哩,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

大刘的社保在做快递员时断掉了。“还是要想办法续上,大家都是图年轻,能省一点是一点”,他在四川老家县城买了房子,每月还在还房贷,他还打算过两年再买台车。

“等没有房贷,没有车贷了,结了婚之后,自己能搞个店铺做,这是最好的打算了。”

前几年大刘处过一个对象,俩人谈到了婚嫁的阶段,后来他电商生意失败,经济上压力不小,两人在结婚的一些问题上没谈好,分了手。

他聊起找对象的难处,他36岁了,年纪不占优势,他觉得轻工业工厂里的女性工人,是合适的婚恋选择,可近几年,深圳的工厂大量外迁。

大刘感慨人生的机会越来越少,“做这行(卖快餐)的话,你接触的圈子很小,看事情的眼光就不会那么长远了,以后的出路会更窄”。

他尝试过抓住机会,电商就是其一。他卖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他反思自己的货没能适应变化,“你跟不上节奏,这个时代慢慢地就把你淘汰了”。

他也遗憾错过了一些机会,2005年光明的房价只有三四千,他想买房,跟父母商量,父母建议他买老家县城的房子,“要是买了光明的,就赚了一大笔钱了”。

说起房子,他又遗憾自己老是追不上婚姻的门槛,“最早在农村建房子就好了,我们在家里建好房子,又说结婚要在县城里买房子,买了房子呢,社会又变了,现在县城的房子也不行了”。

“这个时代我们是永远在追赶它,永远都跟不上”,大刘说。

备注:文中人物徐小琴、李嵩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摄影:vennp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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