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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硅谷的新痴迷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2年03月03日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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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硅谷无疑是全球的创新中心。但在一些人看来，这个中心的重心似乎已经发生了偏移。《从零到一》的作者彼得·泰尔曾经说过，“我们想要飞行的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但现在情况似乎有了一些改变，硅谷现在正在冒出一批科学实验室，准备打破单体式的科研体系，用更多的实验去探索科学的科学，让科学回归本源。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文章来自编译。

划重点：

生命科学的进步正在放缓，科学知识的增长这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

硅谷在探索科研资助的新做法，比如把重点放在人身上，而不是项目上

2020 年 4 月，当新冠病毒首次席卷美国时，许多美国的顶尖科学家都在努力争取资金，好回答有关它引起疾病的基本与紧迫问题。支付处理公司 Stripe 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科里森 ( Patrick Collison ) 在市场应对的失灵当中发现了一个机会。他与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叫做 Fast Grants 的计划，筹集了超过 5000 万美元的资金，并迅速分配给了数百个项目。在刚开始的那 20 个月里，该计划支持了基于唾液拭子的测试，以及相关药物临床试验的研究，比方说可以复用于治疗 COVID-19的氟伏沙明。

Fast Grants的成功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如何为创新提供资助。如果一个小小的弹窗就能如此迅速地释放出这么多的好想法，那么每年会有多少可能存在的突破被传统的科学资助体系给拒之门外了呢？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科学支出一直依赖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中央机构。 NIH 和 NSF 帮助研究人员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并加速了 COVID 疫苗背后技术的发展。但这些官僚机构行动缓慢，需要大量累人但没什么价值的工作。现如今，研究人员要把10% 到 40% 的时间花在整理复杂的资助提案上面。这种时间上的消耗让科学家远离了真正的科学，同时也把他们的精力引导到吸引同行评审委员会而不是带来新突破的项目上。说得更宽泛一点，创新已经变成墨守成规。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生命科学的进步正在放缓，科学知识的增长这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

现在，创始人和投资者——包括科技企业 CEO、加密货币圈的亿万富翁、博客作者、经济学家、名人以及科学家——正聚到一起，通过实验来解决停滞不前的问题。他们正在设立一批新的科学实验室，希望在了解复杂疾病、延长健康寿命以及揭示长期被忽视的，生物体内的自然秘密方面，能够加快进展。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在让研究资金成为硅谷最热门的领域之一。

究竟硅谷有没有成为拯救陷入困境的行业的白衣骑士呢？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任何的相关说法。其中的部分努力可能会失败。但对于交流过的那三家科学初创公司，我确实感到非常兴奋，这不仅是因为科学需要重组，也因为硅谷也需要重组。这几十年来，这行业用数字代码解决了一些往往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在积累了非凡的财富之后，在科学的运作机制方面，科技名人正试图找到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1. Arc Institute研究所

问题：美国的科学基金给最优秀的研究人员施加了太多的条件，阻止他们去研究最有趣的问题。

解决方案：Arc 为科学家提供无附加条件，为期多年的资助，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去申请外部的资助。

当 Fast Grants 对受赠者进行调查时，超过 70% 的受赠者表示，如果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使用赠款的话，他们的研究重点会“大为”改变。这让帕特里克·科里森确信，科学需要更多资助的是人而不是项目的机构。

去年12月，科里森与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教授Silvana Konermann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工程教授 Patrick Hsu一起，共同创办了Arc Institute。包括科里森以及以太坊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Vitalik Buterin在内的投资者为这个研究所提供超过 50 亿美元的资金，而 Arc 则会为多达15 名核心研究人员提供长达八年的无条件资助，并提供一支研究助理团队，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研究复杂疾病。 Arc 还计划为其他科学家开发新的生命科学技术，比方说基因编辑工具。

Arc 的创始人告诉我，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家 21 世纪的生物学实验室，像贝尔实验室那种。科里森说：“我认为 Arc 算不上时髦的硅谷新概念，那只是回归到了以前行之有效的概念。”。 NIH 主要资助的是特定的研究计划，而 20 世纪的大型行业实验室，如贝尔实验室以及施乐 PARC，它们资助研究人员的方式要更加开放。

Arc 的联合创始人告诉我说，他们能够理解NIH 对风险的低容忍度，因为选民可能并不支持把自己缴纳的税款用到一些荒谬可笑的想法上。但这正是私人资助机构应该奖励更大范围的好奇心的原因，Arc 的执行主任Konermann告诉我说。她说：“在Fast Grants在调查中，受赠者告诉我们说，政府资助限制了他们那些最好的想法。我们则用一种不设限的方式去资助人们，让他们去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

我们交谈后不久，科里森给我发了一篇由 50、60 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科学家詹姆斯·香农（James Shannon）合著的文章。 1956年，香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对研究项目的管理方式是为了制造出某些特定的最终产品，或者如果它只提供短期支持而不保证连续性，或者如果它施加公开或间接的压力，让研究人员将兴趣转移到由资金来源设定的狭隘的工作范围内，或者如果它在财务和科学方面管得太细太严的话，研究项目的做法可能就是有害的。”科里森的观点非常明确：21 世纪的美国科学基金体系重演了他们在20 世纪的领导者曾经警告过的问题。像 Arc 研究所这样的实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找回被遗忘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好奇心。

2. Arcadia Science

问题：现代科学烟囱化太严重——这既是因为研究人员的关注范围太窄，也是因为同行评议的期刊阻碍了合作。

解决方案：扩大要深入研究的物种菜单，并采取开放的科学政策。

我曾经写道，美国的科学受到了信任悖论（我们“信任科学”，但美国政府不信任科学家，不放心让他们去追求自己最喜欢的项目）与专业化悖论（我们强迫科学专家变得擅长为了拿到资助而写东西）的阻碍。也许我应该再补充一个生物学悖论：生物学家在研究当中会忽略大多数的生物体。超过 90% 的美国联邦科学资金只用来研究少数物种，老鼠和酵母就是其中之一。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前生物化学助理教授Seemay Chou 告诉我说：“美国这么有钱，但明知道翻开一块新的石头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却对数以万亿计的物种熟视无睹，在我看来，这是很疯狂的”。她举了 CRISPR 的例子，这种很有前途的基因编辑技术，一开始就是由研究细菌不寻常特征的分子生物学家发现的。 Chou说：“我们只是研究了一种略有不同的细菌，就发现了这种对人类具有非凡潜力的技术。”

去年九月，她与Prachee Avasthi一起创立了 Arcadia Science，这是一家价值 5 亿美元的生物技术公司，由前 Y Combinator总裁 Sam Altman 以及区块链亿万富翁 Jed McCaleb提供资金支持。跟 Arc 一样，Arcadia 将支持研究人员最开放的、最受好奇心驱动的工作，但会尤其关注那些研究不足的物种。比方说，蜱虫已经学会了通过在叮咬时让我们的感官知觉迟钝来操纵我们的皮肤生理机能，这一点使得它们的唾液有可能成为皮肤相关研究与治疗的潜在金矿。Arcadia正在以往被生物学忽视的角落里去寻找这些宝藏。

作为所谓的“开放科学”运动的一部分， Arcadia 打算在网上发布自己所有的研究，没有同行评审，也不设立付费墙。 Chou说：“我们这里有一条规定，Arcadia的任何人都不能到期刊上发表文章。我们相信，开放科学是更好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出于读者与公众的利益而进行公开讨论，而大多数同行评审只是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3. New Science研

问题：科学正在变老，而且速度很快。

解决方案：New Science的资助对象是年轻科学家。

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平行的宇宙——在这个平行宇宙里，在拿到学士学位、获得创办企业认证、到惠普去工作以证明他的才能，然后最终获得一家不愿赞助像个人电脑这么奇怪的想法的联邦机构的资助申请权（可能20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之前，史蒂夫·乔布斯都不能去创办企业。在这个平行的现实里，苹果可能永远都不会诞生。

这条在商界看来荒谬可笑的职业道路，却是现代学者所熟悉的一条道路：拿到学士学位，再去攻读博士学位，再获得一两个博士后之后，希望自己能加入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然后找可能会对你的最佳点子拒之门外的政府机构申请资助。对于让年轻学者掌握所在领域的实践或研究的适当知识来说，这么一个耗时费力的过程也许是必要的，但毫无疑问，这也会令年轻人退避三舍。

现代科学不是年轻人的游戏。首次拿到 NIH 资助的人群的平均年龄为 42 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35 岁以下的科学家能拿到联邦资助的不到 5%。但对“年龄—天才曲线”的研究发现，科学家和音乐家在40岁之前可能是最高产的时候。

如果说这里的问题很明显的话，解决方案可能也很简单：我们需要为年轻的，有远见的科学家提供更多的资金。这就是由 Alexey Guzey领导的非营利研究组织 New Science 的计划。该机构已从Buterin和Skype 的联合创始人Jaan Tallinn 等捐助者那里筹集了数百万美元，并打算将这些资金分配给年轻的科学家。有多年轻？ Guzey告诉我说：“就算是本科生，如果他/她真正有才华，有巧妙想法，并向我们提出申请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资助他们。这可能包括支付全职研究技术人员的费用，让懂科学的联合创始人加入他们，或者以其他方式利用他们的才能，这些在学术界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给人这种感觉，好像硅谷单枪匹马就能搞定美国的科学问题。（随便就能找到反驳的论据——哦，就像硅谷解决了美国的民主问题一样？——反驳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但跟我交谈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认为硅谷是美国科学界孤独的救世主。 Avasthi说：“我不希望这个变成硅谷与科学机构的较量。我认为大家都可以从更多的科学资助实验中受益，我希望这些实验能够远远超出湾区的范畴。”

不过，我相信，关于科学的本质，这些实验会揭示一些重要的东西。尽管我们取得了科学发现的种种奇迹，但奇怪的是，我们对科学发现的工作机制却知之甚少。复杂团队如何组织才能解决生物学当中的棘手问题；或者怎么提供资助才能获得最大收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需要有关于科学的更好的科学，这意味着，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初创科学实验的寒武纪大爆发将为我们提供大量数据。

单体式的美国科学体系已经失去了原创科学革命的光芒。五百年前，像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作家，以及像艾萨克·牛顿这样的科学家都在为实验本身而欢呼。他们提倡对不同寻常的想法持开放态度，那种想法正源于对现状的深刻不满。今天的科学初创企业似乎正在类似的旗帜下前行探索。或者，也许没那么宏大，他们只是在尝试一堆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硅谷并没有颠覆美国的科学，它只是让科学回归本源。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