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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90后投资人的2020年:失业三次,差点转行当销售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0年12月30日 10:27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燃次元”(ID:chaintruth),作者 邓双琳,编辑 饶霞飞。36氪经授权发布。

2016年,在一级市场创投行业最繁荣的时期,吴宁作为投资经理踏入了这个行业。那是一个黄金岁月,大批基金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生,大量涌入的热钱滋养了创业的土壤,也诞生了一批如拼多多一般颠覆行业的新模式企业。

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黄金时代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寒冬。投资行业迎来阵痛期,募资难、资产荒、退出难等问题笼罩着整个行业,大量机构面临着生存的困局,在泥沼中负重前行。

马太效应开始显现,头部机构子弹充足,开始紧锣密鼓地布局新兴赛道;而一些中小机构则正在销声匿迹,某些基金第一期便成为最后一期;一些机构后期基金无法到位,项目无法投入,许多如吴宁一样的投资经理开始寻找新的职业出路。

2020年,受疫情影响,头部机构迎来了抄底爆发的机会,而中小机构则彻底降至冰点,在生死一线边缘徘徊。在最艰难的时刻,这些中小机构的投资人们经历了裁员潮和降薪潮,求职时又屡屡被头部机构拒之门外,他们想转型,却又发现不如想象中顺利。

如吴宁一般的二三线机构投资人,是过去几年投资圈最重要的底色,他们在最繁荣的时代进入,站在礁石之上勇敢拍击着时代的浪潮,又因为潮水褪去,发现自己无情地被时代所抛弃。

吴宁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的故事代表了许多腰部以下机构投资人的经历,也反映出这个行业的冷暖时刻。

提报项目不过审,变相被降薪裁员

马上就过年了,今年春节我打算以疫情的借口留在北京,不回老家了。

作为父母亲戚眼中的“天之骄子”,我不知道过年在面对他们的询问时,应当如何掩饰自己今年其实已经失业了两次,并且即将失业第三次。

父母眼里,我一直是他们的骄傲,本科和研究生都考上了不错的985学校,2016年毕业即进入一家还不错的专投中早期的风险投资机构,从事着离钱最近的职业。我所在的这家机构在业内小有名气,巅峰时期团队规模有百余人,也幸运地赶上了2014年、2015年的一级市场黄金时代,在中早期押中了一些不错的明星项目。

2016年,我以应届生身份刚进来时,主要做分析师工作,一年后便上升到投资经理,开始经手项目。我主要看大消费领域,入行没多久便猎中了几个小有名气的项目,其中不乏有下一轮被红杉、IDG这样顶尖的头部机构接手的优质项目。

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公司的上升路径很明确,按业绩和资历说话,只要我按照这个节奏投下去,过几年再收获几家IPO,一定会有不错的职业发展和可观的激励。

现在回头看看,实在是当局者迷——前几年一级市场集体陷入了非理性狂欢,到处都是投不完的热钱,许多项目BP(商业计划书)写得稍微好看一点、故事描绘的稍微有想象力一点,就能获得不少机构的青睐,大多数踩着风口进场的投资人和创业者,都误以为是自己能力过硬,只有当潮水褪去时,他们才会发现自己一直站在礁石上,这场狂欢不过是时代的浪潮席卷而来的错觉而已。

潮水终究是要褪去的。

2018年上半年,资管新规开始实施,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募资难”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资金和优质项目向头部机构汇聚的趋势愈发明显,而腰尾部的机构则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威胁。

投中早期的机构,更是加速了衰落的步伐,随着资本市场上“钱荒”的情况逐渐加剧,早期项目几乎成了“烫手的山芋”:泡沫被挤,不再是那个靠PPT就能讲故事的时代了,市场对于早期项目的态度越来越谨慎。

2020年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来袭后,资本市场的挑战愈加剧烈,无论新基金募集还是新项目投资,都困难重重。

LP(出资人)的钱袋子收紧,市场上的中小型机构一方面募资无门,另一方面退出无道,只能首先通过降薪裁员、缩减开支去和死神赛跑。

其实中小型机构降薪、裁员这一动作从去年就开始了,我们公司由于“底子尚厚”,各方面看起来还算正常。

疫情发生后,裁员潮席卷了整个创投圈,为了提振士气,公司明确地承诺大家“不降薪、不裁员,所有工作都正常进行”,给我们打了一剂定心丸。

但是我们团队提报的项目,评审会上却一直不通过——这些项目不管从现金流、概念还是技术上来看,都是非常优质的项目,按往年的标准是稳过的。不仅是我们团队,其他团队也在遭遇这种情况。

到了3月份,公司突然变更了KPI考核标准,制定了一个80%的人都无法完成的KPI,如果完不成,就只能拿50%的薪资,相当于变相降薪。项目一直不过审,自然完不成KPI,连续两个月完不成KPI的后果就是走人。

两个月后,包括投后和其他职能部门,公司几乎裁掉了三分之二的人员,我正是其中之一。

想转型做CVC,却进了不靠谱的企业

从前东家离开,我的心态还算乐观。良禽择木而栖,即便市场不景气,但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

市场上VC/PE的生存状况极度分化,头部机构频繁出手“抄底”,企图在行业低谷期多猎获优质项目。而中小型机构则自顾不暇,竞争和淘汰都在加剧。

我决定还是不蹚VC/PE这趟水,打算尝试转型做CVC(公司创业投资/战略投资者)。

这两年,国内的CVC正在快速崛起,成为风险投资行业里的一股中坚力量,除了领头的腾讯、阿里,新兴的巨头企业也正在加速CVC投资布局的步伐,例如滴滴、美团、字节跳动,还有一些二线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始组建自身的投资队伍。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CVC的模式相比传统的VC模式抗风险能力更强。一来,CVC主要依靠母公司的资本支持,不需要去募资,资金来源更稳定,也无需承担过多压力;二来,创业者基于公司未来的业务协同、资源支持等需求,很难不对CVC的钱动心。

一家已经进入上市辅导期的企业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邀请我做CEO的投融资助理,直接向CEO和CFO汇报。考虑到可以参与企业上市环节,也能够在上市后参与组建该企业的CVC投资业务,对自己的阅历是一种提升,我决定接了这份Offer。

进入新公司以后,为了尽快上岗,CEO让我先熟悉公司的业务和产品,同时帮他处理一些公司内部业务的工作,这一处理就是两个月。中间也和CEO接触了一些投融资相关的外部机构,但始终没有将投资和上市融资真正提上日程。

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每天都在干杂活,甚至订酒店、订机票这种私人助理做的业务也落到了我头上,和投资相关的事情却始终没有真正做过。

我忍不住找CEO询问,他向我坦白,现在环境不好,上市计划可能要暂缓,公司投融资这方面的业务也是暂停的。“但是你的能力很强,公司很看好你,想把你调到业务部门,去做市场,你意下如何?”

CEO的坦白,让我陷入了迷茫,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做的工作,原本想拓展一下自己投资的业务能力,结果却离投资越来越远。

前段时间和投资圈的朋友吃饭,他们在饭桌上畅聊最近投的新技术、新项目,我发现我已经有些插不上话了,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让我很挫败。

于是我选择了辞职,打算重回投资机构,做自己专业的事情。

被大机构拒之门外,去小机构却被要求募资

第二次离职时,已经是十月份了。投资机构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一线基金屡屡传出募资成功的好消息,而许多腰部以下的机构,早已经销声匿迹。

许多一线机构都释放了招人的信号,听朋友说,一些顶尖的基金正在疯狂以高价去挖行业里医疗、科技背景的优秀投资人。我尝试让在某头部基金的朋友帮忙内推简历,朋友尴尬的回复,“现在已经不招看消费的投资人了。”

在另外一家一线基金做HR的朋友向我透露,“现在清北复交和藤校的简历已经看不过来了”,在这些顶尖学府的人才里,他们还要再筛选出具有理工科背景,并且最好是医疗、硬科技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

我一个非“清北复交”、没有国外名校背景加持的普通985院校金融专业的人,从简历这一关,就被筛出去了。

我刚入行的那年,投资圈的门槛并不高,互联网产品经理、财经记者等“外行”都可以跨行转型做投资人,像我这种“科班出身”的投资人在市场上更是吃香。

不过短短四年,整个行业的形势和风向就都变了。

现在,科技自主化和国产化已经是大趋势。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的红利释放,更是使得一堆医疗、硬科技企业“扎堆IPO”,这让机构们看到了未来退出的曙光。

从2019年开始,手里还有弹药的机构都在抓紧布局科技和医疗,以期在未来抢占一席之地,大量热钱都砸进了硬科技行业和医疗行业。《人民日报》的“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更加印证了国家对于科技投资的态度。

而能看懂医疗和硬科技行业的投资人,实属少数,我这种看消费的投资人跨行去投,更是没有任何可能性。

我开始对自己重新审视,消费领域门槛低,投资人很难创造自己的壁垒,大消费行业又是片红海,很难再通过资本的推动去造就“神话”了。未来只有两种投资机构能活下去,一种是“大而全”的头部机构,另外一种,则是“小而美”的差异化垂直投资机构。

我的履历不足以成为进入头部机构的“门票”,于是我决定将投简历的预期降低,多投一些小型的垂直专业机构,说不定还有机会。但是中小型机构都在缩编,不裁员已经是很好的状况了,更不要谈扩招。

投了许多份简历,都似石沉大海,终于有一份收到了回应:这是一家2017年成立的新机构,团队规模不大,只有十个人,做以消费、教育为主的垂直投资,创始人在教育和消费行业也有些资源。最重要的是,这家机构上一期基金的钱还没有投完,还有一些投资需求。

再三考量后,我决定加入。

这是今年供职的第三家公司,加入以后,我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工作节奏,出差、看项目、做尽调,教育行业虽然也是红海,但一些做垂直新科目、教育Saas系统的项目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但投资的难度也骤然增加,市场上的优质项目不多,而这些好项目都在向头部机构聚集,一些企业也频繁在教育领域出手,比如字节跳动。优秀的初创公司更愿意拿大公司和大机构的钱,我们这种中小型机构根本没有竞争力可言。

12月中旬,我们开了年底总结会,会上出炉了明年的工作计划,我意外发现,明年的募资计划中,创始人给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制定了募资目标,包括前台。

形势好的时候,像募资这么重要的事情,根本轮不到投资经理出马,更何况前台。老员工告诉我,上一期基金剩下的金额不多了,募资将是明年最主要的工作目标。

我也并不看好这家机构的募资,虽然这期投的项目账面上看着还可以,但毕竟还没有返回来钱,从LP的角度来说,他们变得更加理性,不会再为迟迟看不到收益的高风险买单。

机构手里没钱,我看再多项目都没有意义,我又陷入了迷茫之中。

或许,是我不够优秀,没能一开始就在大机构中站稳脚跟,也没能成功高倍数退出明星项目,一战成名。但这本来就是凤毛麟角,如我一般的投资经理,才是过去几年投资圈最重要的底色。

2015年前后,一批新成立的基金冒出来,行业内将他们叫作点石成金的“VC2.0”一代。那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时代,投资行业的用人需求急剧扩张,无数的年轻人涌入创投行业,我们充满希望的加入这个行业,希望能够大干一场。

但那只是短暂的繁荣,很快,监管落地,口子收紧,投资越来越难,直到今天迎来了洗牌。大浪淘沙,淘的就是我们这些二三线机构的投资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投资圈现在的环境,已经不适合我生存了吧。

我动了转行的念头。

将简历放到招聘网站后,很多二级市场券商打来电话,问我对私人银行顾问或机构业务承销岗位是否有兴趣,这些岗位都是券商里的销售岗位,门槛并不高。甚至还有保险公司问我要不要去卖保险。

我思考良久,觉得市场大环境不好,各行各业都避免不了动荡,如果我想不再被动,那么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考公务员。

目前我对未来的方向暂时还不明确,但我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是,我和这家小机构的缘分,也马上要走到尽头。

我应该很快就会迎来第三次失业了。

投资机构的中年危机更加残酷

我很幸运,见证过投资行业的繁荣。更幸运的是,我还年轻,还有机会转型。

投资行业也存在着互联网行业的“35岁中年危机”理论,甚至比互联网更残酷——整个行业都心照不宣地认为“成名要趁早”,更有甚者说过,“一个投资人在35岁之前还没有投出过明星项目、没有在业内积累起一定名气的,那么以后的投资生涯大概率也是废了。”

这种焦虑在80后投资人之间蔓延。

今年5月,和我一起“被劝退”的同事里,80后所占比例并不小。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再做写报告这种基础工作,但投资的业绩也平平无奇,想去其他机构做管理层,更是比登天还难。

他们身上还背负着养家的压力,焦虑不难而喻,至于转型,这个年龄更是不容易。听说有几位同事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仍旧待业在家。

管理层级别的也不好过。一个VP级别的同事同样没逃过裁员的名单,离开机构后,他开始自己做FA(财务顾问)业务,靠过往的资源和人脉赚一些佣金,做得还可以,但日子过得的确是没有以前风光。

我还听说某个手握明星项目、在业内也小有名气的投资总监,因为自己所在的机构今年募资几乎无望,从年中就开始寻求转型去大企业做战略投资的机会,结果兜兜转转大半年,一直没能如愿。

最难的是中小型机构的合伙人,因为他们需要对LP的钱负责。一些中小型机构的合伙人以前出门非五星级酒店不住,现在为了缩减开支,出差也住起了快捷;还听圈内的朋友说,某家资本的合伙人,今年还去了某家大厂的共享充电宝项目做起了地推。

优胜劣汰是自然界永恒的法则,人们在黄金时代蜂拥而至,势必也将在漫长寒夜被清盘退出。环境不友好,头部之下的每个人都过得举步维艰。

洗牌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动作,在这个过程里,无数踩着泡沫上来的机构,脚下的泡泡都被无情戳破,落回谷底。留在牌桌上的,只有那些能力得到验证的头部机构。

在这个过程里,一些人被迫出局,一些人主动离开,还有一些人在犹犹豫豫,不知道逃离的时刻是否真的来临。

但过去集体制造的泡沫,总是需要有人来买单。

写在最后:

我们将吴宁的经历整理成故事,读起来似乎有些制造焦虑的意味,但焦虑本身就存在,不必制造。我们要做的是直面焦虑,并且勇敢地跨过它,打破它。每个快速发展的行业都会产生泡沫,当泡沫散去、凛冬过后,就是这个行业真正理性、健康的新起点。

我们希望将焦虑留在2020年,新一年开启之时,创投行业能够从新起点出发,而如吴宁一般的人们,也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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